兴国县人民革命史
加入时间:2017-06-20  点击:3603次

 

《兴国人民革命史》编纂领导机构

 

199032,成立《兴国人民革命史》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委员:  曾兴湳

   副 主 任 委 员:谢光流 刘立东

          员:  胡运金  谢兆祥  王业兴  刘光照  陈永华

  李盛春  钟先煌  陈兴境      肖嗣居鸟   

钟声提  赖桂香  黄健民

 

2000623,调整为《兴国人民革命史》编纂领导小组:

      长:赖联明

    副组长:刘建平 胡加龙

      员:谭步华  李细妹  黄高培 

            钟贤海  陈祥达  刘建明

 

200176调整后:

      长:赖联明

    副组长:刘建平 胡加龙

      员:谭步华  李细妹  钟贺雄

            钟贤海  陈祥达  刘建明

 

 

 

 

 

 

 


 

    名誉主编:黄健民

        编:刘建明

    副 主 编:胡玉春 张开泉

        辑:黄健民  刘建明

 胡玉春  张开泉

 丁志操

    资料员:刘丽萍

    封面制作:林荣桓

    责任编辑:佘书芬

 

 

 

 

 

 

 

 

 

 

 

 

 

 

 

 

 

 


 

 

 

 

    兴国,是一块充满绚丽光彩的红土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李富春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块红土地上进行过许多革命实践。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光辉篇章。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兴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中共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司令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后方办事处,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以及江西军区等重要党政军领导机关都曾驻设兴国;第一个中央红军兵工厂,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第一所中央红军总医院,第一个中央苏区造币厂,第一个中央农具生产合作社等重要机构,都诞生在兴国。

    兴国,又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发祥地,创造了许多“第一等的工作”,是享誉全苏区的“模范县”;同时,兴国是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是毛泽东“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的地方。兴国又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中央红军12个主力师长征,其中有7个主力师是从兴国出发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兴国人民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下,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奉献了一切,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正如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授予兴国的奖旗上写的:“一切力量给予战争”。当年,兴国是著名的:“红

 

 

 

 

 


军县”。全县总人口只有23万,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之多,是苏区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著名的“兴国模范师”5000多人全部加入红军,轰动整个苏区,被称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写下了革命史上的灿烂一页。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有12038名,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兴国壮士为国捐躯,成了长征的铺路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烈士之多,居全国各县之首。在革命征途中,兴国人民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屡建奇功。19551964年期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4位,3位赣南籍上将中,兴国就有肖华、陈奇涵2位。因此,兴国不仅有“烈士县”的盛名,又有“将军县”的称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大庆之年,出版《兴国人民革命史》,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县党史工作者献给大家的一份厚礼。《兴国人民革命史》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难得的好教材,对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转变作风,实践“三个代表”亦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相信,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只要我们继承苏区兴国的光荣传统,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在新的征途中不断创造新的“第一等工作”。

                              

                                                 赖联明

                                 2001年10月18

 

 

 


 

 

 

    …………………………………………………………1

第一章  兴国县党组织的诞生和工农革命的兴起 …………15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震撼兴国…………15

    第二节 马列主义传入兴国,中共兴国支部建立………18

    第三节 工农运动蓬勃兴起………………………………21

第二章  农民武装暴动和工农革命武装的建立………………28

    第一节 羊山会议与党组织的恢复 ………………………28

    第二节 冰心洞会议与农民武装暴动 ……………………29 

    第三节 工农革命武装的建立与小块红色区域的开辟35

    第四节 彭德怀率红5军茶岭休整 ………………………38

第三章  兴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40

    第一节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40

    第二节 红军分兵兴国发动群众……………………………42

    第三节 毛泽东首次来到兴国县城…………………………45

    第四节 红25纵队的组建与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48

    第五节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50

第四章  土地革命的深入与苏区的赤化斗争………………… 53

    第一节3月分田 ……………………………………………53

    第二节8月分田与《兴国调查》 …………………………56

    第三节 赤化兴国的斗争………………………………… …59

第五章  兴国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63

 

 

 

 

 

     第一节 在反“围剿”中壮大的兴国革命武装…………63

    第二节 兴国人民与第三次反“围剿”…………………67

    第三节 主力红军回师兴国,莲塘战斗首战告捷………72

    第四节 良村、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76  

    第五节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伟大意义……………83

第六章  党政群组织建设与红色机构在兴国……………… 86

    第一节 党的建设…………………………………………86

    第二节 政权建设…………………………………………93

    第三节 群团组织建设……………………………………97

    第四节 红色机构在兴国…………………………………104

第七章 “模范兴国”的“第一等工作”……………… ……112

    第一节 扩红模范县,兴国三个师上前线………………112

    第二节 经济建设的模范…………………………………114

    第三节 支援革命战争的模范……………………………119

    第四节 文化教育工作的模范……………………………123

    第五节 苏区干部好作风 …………………………………127

第八章  中央红军主力从兴国出发长征 ……………………  137

    第一节 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战场………………………137

    第二节 红军第8 军团在兴国建立 ………………………141

    第三节 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142

第九章  支援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兴国儿女在长征中 ………144

    第一节 支援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144

    第二节 红6师在长征中 …………………………………145

    第三节 浴血长征路……………………………………… 149

第十章     地方游击斗争和地下党组织的建立 ………………  153

 

 

 

 

 

 

     第一节 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和兴国人民的反抗…………153

     第二节 兴国地区的游击战争………………………………159

     第三节 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狱中斗争……………………164第十一章  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66

     第一节 陈毅出山谈判,项英来兴国检查“国共合作”166

     第二节 抗敌后援会的建立和兴国“工合”运动……… 171

     第三节 在黑暗中斗争的兴国地下党组织……………… 172 

     第四节 日寇入侵兴国,人民奋起抗击 …………………176  第十二章  解放大军进入兴国,全县人民欢庆解放………………183

     第一节 兴国人民的反蒋斗争与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83

     第二节 解放大军进入兴国,兴国县人民政府成立………186

附录一 大事记………………………………………………………190

附录二 兴国人民革命史人名录………………………………………221

  …………………………………………………………………264

 

 

 

 

 

 

 

 

 

 

 

 

 

 

 

 

    

(一)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东与宁都县、于都县接壤,南邻赣县,西望泰和、万安两县,北靠永丰县和吉安县。地势为东、西、北三面崇山环绕,逐渐向中南部降低,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盆地。境内主要河道有潋水(东河)和水(北河),流至县城南端汇合后,形成平固江,又称平川河,再向南流至赣县江口汇入赣江的支流贡水。兴国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盛产竹木、稻谷、油茶、甘蔗等植物。地下矿藏主要有莹石、铁、金、钨、稀土、煤、石灰石、花岗岩等。全县总面积32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6.5万亩,山地336万亩,呈“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自然风貌。现辖718乡和5个国有林场,370个行政村。2000年底总人口70万。有11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

兴国历史悠久,永丰乡马良村的阳岗遗址,证明我们的祖先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来到平固江流域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繁衍生息。自此,开创了兴国人类生存的文明史。

兴国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称平阳县,晋改称平固县,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以年号“太平兴国”为县名至今。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此开府抗元:明嘉庆年间,清官海瑞曾在此治县。

兴国是中国客家人的发祥地之一。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的90%。宋《太平寰宇记》称“兴国上洛山居有木客。”同治《兴国县

 

 

 

 

 

 

 

志》称,“上洛山,有木客。”木客者,史书记载是秦始皇为建阿房宫而派往南方采伐木头的六国降卒。他们由汉水入长江,再溯赣江而上到达兴国“上洛山”,隐居深山。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客家先民。“木客”及其后裔,同后来大批粤北、闽西返迁的客家人,与当地土著人一道,共同创造了兴国灿烂的历史文化。他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刚强的秉性。宋文天祥称,兴国“人物亢健,大概去南渐近,得大地之阳气,不可以刑威慑,只可以礼义动。”这种性格的形成,使得在剥削制度奴役下的兴国人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713年,兴国衣锦乡农民在李鼎三的倡议下,组织了“共耕共享”的“农民公社”,建立了防备灾年的公共积谷“太平仓”。还在县城建立“佃农会馆”,一时成为农民斗争的领导中心。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不断用武力侵略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军阀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尽管封建军阀勾结豪绅地主对人民群众实行残酷镇压,但素有反抗精神的兴国人民从未停止过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1857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兴国,有支山歌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

咸丰三年大造反,谷米粜了五吊钱;

一百铜钱籴升米,饿死几多嫩娇莲。

那件事情你不晓,好得来了洪秀全;

杀富济贫得天下,穷人过着太平年。

   1903年,赣州天主教堂法国神甫齐学德,在兴国县城南门外马德祥的住宅,建起了兴国第一个天主教堂。1925年,美籍神甫又在

 

 

 

 

 

 

孔庙后山盖天主教堂一幢。外国神甫在兴国发展教徒,搜集情报,豢养走卒,倾销鸦片,包揽诉讼,逞强恃霸,宣扬帝国主义文化,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1904720,兴国县城爆发了“闹教”事件,愤怒的群众杀伤教徒数十人。

   1907年,兴国县遭受洪水灾害,到处出现饥荒,公共积谷的太平仓、义仓、社仓的粮食早被官绅勾结奸商侵吞一空,因而引起民愤。数百饥民手持扁担木棍,愤怒地殴打了县令艾廷栋,捣毁了衙门的护墙,砸烂了官衙的八抬大轿。

    1910年,县衙在东门口大道上随意增设厘金关卡征税。贪官县令李松琴擅自增加盐税、油税、鸡鸭捐、猪捐,大肆掠夺民脂民膏。愤怒的群众一举捣毁了农工商矿局,迫使县衙取消新税制,撤消新税卡。

    1911年,县城的大当铺,无故将抵押品提前“死当”,害得农民典当的衣物无法赎回。受害者忍无可忍,群起攻入当铺,将当物分发一空,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同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3年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北洋军阀乘势控制江西,设立赣南道。

   1914年,兴国县划归赣南道所辖,置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兴国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更加激烈。

清末民初,兴国县许多乡村农民栽种鸦片,北洋军阀借禁烟为名行征税之实,采取“寓禁于征”、“明禁暗放”的政策。每年罂粟花开之时,强迫烟农交烟税,索取贿赂。1914年,兴国县征税委员邹凡冈骑马带兵到东村征烟苗税,规定每一担谷田烟苗交鹰洋(一种从墨西哥国进口的有老鹰头像的银元)4块。烟农交不出鹰洋,以杂洋相抵都不允许,也不能延期交纳,逼得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当时正是罂粟花绽放的季节,邹凡冈公然指使兵卒,把未及时交烟

 

 

 

 

 

苗税的烟苗统统铲掉。烟农们不由得怒火中烧,捡起路旁的石块奋起反抗。邹凡冈狼狈逃命,藏身于坝子上石拱桥下。群众站在桥上,一边丢石头一边喊道:“邹老六,鹰洋来了!今天就给你鹰洋去见阎王吧!”石块、瓦片如暴雨般落下,把邹凡冈打死在石拱桥下。

   1916 年,兴国县衙派官差到东村、樟木一带收“京租”,抓捕了一批交不起租的老百姓。当地农民康圣赞率领千余群众进城“闹”衙门,一到武塘桥头,就给县长传话:“必须释放无辜百姓,否则砸烂县长的狗头!”当时的县长被迫释放被捕的群众。

   19195月,正当北京的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兴国县知事王鸿寿,还在向农民勒索银元。他未获满足,便以“查铲烟苗”为由,驱使一连北洋兵,开赴三僚镇压农民。当地农民以江宝林为首聚集两千余人,提出“诛伐贪官”的口号,用梭标、鸟铳、土炮在三僚大战“北兵”,击毙军阀连长张绪千。王鸿寿仓惶逃窜。

   王鸿寿逃回县城后,连夜赶往赣州府报告。赣南镇守使吴鸿昌大为震惊,即派重兵前来镇压。614,官兵分成两路,大举进攻三僚。农民数千人组织起来,在古龙冈营前、黄沙,于都上下谢、老岭背、梅屋等地狙击官兵。农民暴动的烽火漫延到于都、宁都、瑞金、广昌、石城等县。这就是著名的“反铲烟苗”斗争。连上海《申报》也报道说:“闻兴国江宝林统率两千余人,仍屯三僚,迭与官兵交战,负隅未退。于都与三僚距离甚近,业已闭门守备,每日仅辰刻开城一次。”暴动群众先后打死官兵数百人。恼羞成怒的吴鸿昌增兵一旅,“进剿”月余,不料越“剿”反抗的人越多,反抗的地区越大,只好狼狈收兵。兴国三僚“反铲烟苗”的斗争波及赣南各县,给北洋军阀以沉重打击。

   上述农民的自发反抗斗争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正如兴国山歌所唱的那样:

 

 

 

 

 

         冇(没有)食冇着苦难当,饿死不如扛刀枪,

       唔(不)交租来唔交税,逼上梁山做宋江。

   这些自发的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暂时的胜利,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却都以失败告终。血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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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主义在兴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兴国的建立,揭开了兴国人民革命的新篇章。从此,兴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革命斗争的新时期。

   19195月中旬,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兴国,小学教员黄家煌、陈奇涵等进步青年,组织县城几所学校的师生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援北京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并与群众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这一时期,兴国的许多热血青年,南下北上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兴国县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这些知识青年。同时,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家乡传播马列主义,为兴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有许多进步青年先后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26年夏,兴国知识青年在外地入党的已达18人,为兴国成立中共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6年秋,陈奇涵、胡灿等一批在外地入党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兴国。陈奇涵把他们联络起来,商量建立党组织的工作。917,在中共赣州支部书记朱由铿的指导下,在平川中学(今潋江书院内)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

兴国支部干事会成立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在各

 

 

 

 

 

地建立党小组,领导工农革命运动。19269月,成立了兴国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提出了“打倒高利贷”“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政治口号。同年冬天,组织发动了抗租抗息抗债的“年关”斗争。次年春,又开展了“阻关”斗争,阻止米谷出境,不准粮商随意涨价。这时,全县基层农协发展到120多个,会员达2万余人。

   192610月,在潋江书院成立了兴国县总工会,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政治口号,并相继成立了15个基层工会组织。这年冬天,支部干事会和总工会成功地领导了全县工人的增资斗争,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

   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同时,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还领导了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和新文化。1926年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19274月成立了青年干社和妇女解放协会。

   随着群众团体的建立,大革命的政治宣传日益深入,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275月,蒋介石派出“清党军”到各地“清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兴国的党组织早作准备,及时疏散,才得以保存革命的中坚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转移在外参加了革命队伍。南昌起义后,又秘密潜回兴国。他们大多以教书作掩护,积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1927年重阳节这天,20多名共产党员以组织师生登高远足和探望同学为名,前往县城西南羊山,秘密召开了“羊山会议”,作出了恢复党和群众组织、实行“五抗”斗争、分化瓦解敌人、建立革命活动中心和建立革命武装等五项决定,并将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改为中共兴国县特别支部。羊山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19283月,中共赣南特委派杨柳青来兴国担任党的领导工

 

 

 

 

作,中共兴国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兴国区委,下辖4个特区委,分辖33个支部。4月,中共兴国区委在冰心洞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了武装暴动的有关问题。

    1928年5月10,崇贤的党组织和活动在东固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共同领导了崇贤暴动,击毙了崇贤靖卫团团总曾文绚,公开处决了恶霸地主罗爵高、罗廉杨。

    10月25,共产党员余石生、侯海藩、张汉超、石桂堂等领导了鼎龙暴动。他们利用圩日,捉拿公审了30多名土豪劣绅,并将首恶分子斩首示众,其余则罚款罚谷,罚没物分给贫苦农民。

    12月19,中共兴国区委领导的暴动队伍和江西军独立2团、赣南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紧密配合,发动了兴国(县城)暴动。他们打散了靖卫团,赶跑了国民党县长,收缴了商团的枪支,公审枪决了13个反动分子,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192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共产党员钟能铜、钟能俊、钟瑞佳、韩滨等发动了隆坪暴动。后来又在红4团的协助下,歼灭了荷岭靖卫团。

    兴国的农民暴动虽较周边地区晚一些,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激发了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从此,兴国的革命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由绑架罚款的经济斗争转向摧毁旧政权的政治斗争。  

    19292月下旬,中共兴国区委改为中共兴国临时县委。3月,又改为中共兴国县委。同月,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十大政纲》。

19294月,红4军以纵队为单位,在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政治部主任陈毅率1纵队在兴国社富、杰村一带,伍中豪率3纵队在古龙冈、江口(今兴江乡)、梅窖一带,他们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建立赤卫队和红色政

 

 

 

 

 

权。毛泽东则率前委工作人员和警卫排进驻兴国县城,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制订《兴国县土地法》,帮助修订《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还出席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为兴国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5月,红4军和红24团离开赣南转战外地,国民党军窜犯兴国、桥头、宁都等红色区域。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并迅速组建了地方部队——红25纵队,担负保卫兴桥宁红色根据地的任务。他们利用险峻的山区、熟悉的地形,与进犯之敌周旋,取得了保卫红色政权斗争的胜利。

    19303月中旬,毛泽东率红4军和红6军一部又一次来到兴国,主持召开了县委、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对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扩大红军、如何支援前线等重要工作作了指示。并亲自指导召开了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讨论通过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等法律法规。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开展了第一次全面的分田运动(3月分田)。但这次分田由于时间紧,存在许多偏差。7月,毛泽东率部向长沙进军途经兴国,指示兴国进行第二次分田(8月分田)。这次分田首先建立了贫农团,依靠和发动群众,全面划分阶级成份,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避免了悬殊不均的现象,分田比较彻底。为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支援战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010月,为了掌握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推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新余罗坊找红军队伍中的兴国县永丰区8位农民作了调查,并写了《兴国调查》一文。通过这次调查,掌握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思想和实际表现,进一步明确了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为指导苏维埃制定政策找到了可靠的依据,纠正了错误做法,从而引导土地革命朝正确方向发展。

 

 

 

 

   为赤化全县,巩固政权,苏维埃政府决定扫清“龙聚三都”和“五七坊”。19301028,杰村、龙沙等区赤卫队配合红22军攻克了五坊,19313月,陈毅率领红3军第8师、兴国独立营和兴国于都两县赤卫大队攻打蜈蚣山,并乘胜将古龙冈、梅窖、三僚等地的白色据点全部消灭。193175,红3军第8师配合兴国地方武装,摧毁了靖卫团多年盘踞的巢穴兴国最后一个白色据点七坊,自此兴国实现了全县的赤化。

 

(三)

 

   苏区兴国,是闻名遐迩的模范县。兴国的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获得了诸多殊荣。

   1、扩大红军的先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兴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当时全县23万人口,就有8万人参军参战。其中当红军的就有5万余人。1933年,兴国模范师5000余人集体报名当红军,轰动了全苏区。中央政府嘉电称赞兴国是“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兴国一面奖旗“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

2、支前参战的模范。为了革命战争,兴国人民无私奉献。据19321220兴国县委工作报告称,全县直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地方武装就有41502人,分布在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向导队、慰劳队、洗衣队、破坏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人数有24379人。同时,组织了许多慰劳品送到作战前线。仅1932712月,就输送了布草鞋12000多双,果品蔬菜11000余担,其他用品2081件。真正做到了“一切力量给予战争”。

 

 

 

 

 

 

   3、推销公债和粮食动员、节省经费的模范。为了筹措战费和建设根据地,19321934年,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共计440万元,兴国一县就购买了47.36万元,几乎占发行总数的1/9,是购买公债最多的县。在粮食动员中,兴国同样是模范。1934年六七月间,苏区中央局动员借谷84万担,兴国就完成7万余担。捐助战费,兴国更是一马当先。1934年春,中央局号召“节省80万元,援助红军战费”,兴国一县就节省了34万余元。

   4、经济建设的模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红军官兵和群众生活,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兴国县的党政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早在1931年就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办得红红火火,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社、妇女耕田队、模范耕田队等互助组织,大力开展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消灭荒田的工作。同时,生产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工厂,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全县仅熬盐厂就办起312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她们在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的情况下,打破传统习俗,提出“妇女学犁耙”的口号,成为生产能手。

5、文化教育工作的模范。苏区兴国的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县苏政府成立后,就逐步在乡村建立了人民学校和平民夜校。至19341月,全县有列宁小学452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60%。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10%。夜校学员有15740人,另有22159人参加识字组识字扫盲。全县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赞说:“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

 

 

 

 

 

 

   苏维埃倡导的大众文化普及活动在兴国开展得有声有色。县里成立了蓝衫团,各区乡都成立了俱乐部、宣传队等群众文艺团体。他们经常举行活动,向群众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进行革命战争的动员和鼓动,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兴国的党组织和年轻的苏维埃政府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兴国的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与整个苏区干部一道,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由于敌人的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万里长征的道路。为了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兴国人民猛烈扩红,193456月间,在当时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入伍的情况下,又有5 000余人参加红军;9月,再次动员1 600余人当红军。这一年,兴国共有8 400多人加入中央红军,占中央苏区为红军补充兵力8万人的1/10。同时,提供军粮7万余担,战费34万元,草鞋50万双及大量其他军需用品。

在长征路上,兴国模范师敢打硬仗恶仗,为长征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湘江之战,第18团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兴国模范师伤亡过半。同时,兴国籍的红军官兵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他们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对敌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用他们的鲜血和不屈的精神,铺设长征的胜利道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长眠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官兵就有12 038人,兴国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四)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红色根据地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在兴国成立了一系列反动组织,肆意屠杀苏区人民,进行疯狂报复。据不完全统计,全县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1 641栋,并抢走大量的稻谷、耕牛、衣服被帐、食油、农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进行严重摧残,实行法西斯的奴化教育。

   但是,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兴国人民,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的反抗。   

   兴国失陷后,中共兴国县委领导兴国独立营300余人与党政工团机关干部转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由于敌人的分割统治,上下级断绝联系,各地便开展“村自为战”“乡自为战”的游击斗争,全县境内,到处都有游击队的活动。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游击队伍被打散,苏区游击战争转入低潮。

在游击斗争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被俘入狱。但他们没有忘记党的事业,在狱中坚持了革命斗争。193611月,被关押在国民党兴国县监狱的周爱民,联系狱中的共产党员钟效培、钟效均等,成立了中共兴国监狱支部,领导狱中斗争。不久,他又利用白天出去挑水的机会,联系狱外的党员,秘密成立了中共兴国县地下工作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全县联络了100多名党员。19373月,中共兴国地下工委与中共赣粤特委取得联系。经特委批准,成立中共兴国临时县委,下辖5个党支部。当时党组织的任务是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共产党和红军还存在,党中央在延安。他们的宣传,使广大群众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增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后由于叛徒告密,特别是193912月,县委书记钟昌顺被捕后叛变,将

 

 

 

 

全县地下党员名册和活动地点交给国民党,致使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1年党组织停止活动。

    1937年7月7“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7月中旬以后,国民党被迫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赣南的局势得以缓解。从此,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便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在后方发展工业,增强经济力量,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和爱国人士胡愈之、陈翰笙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96月,成立了“工合”兴国事务所,9月,设立了中国工合赣闽粤区兴国临时办事处,接纳各种人员,贷得银行发展基金4.5万余元,组建各种生产合作社47家,发展军需民用的手工业,生产轻工产品,为改善群众生活、支援抗日作出了贡献。

    19457月,日本侵略军窜犯兴国的永丰、均村等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据资料记载,全县共有20多个村庄惨遭浩劫,415人惨遭杀害,被奸淫的妇女335人,被抓去的男子511人,生产和生活资料损失惨重。日本军国主义对兴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当日寇侵犯兴国县境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兴国人民,奋勇起来反抗强暴。群众常常三五成群伏击零星的日本兵,游击队更是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保安团的4名士兵在均村七里排击毙日寇10多人后壮烈牺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自此,兴国人民的反蒋斗争又有了新的篇章。人们用禾杠杀死国民党的区长,用乱棍打死国民党乡长,群众纷纷起来开展反抗抓壮丁的斗争。1948年春,中共兴于赣边委负责人黄肃宁来到兴国,发展地下党组织。同年4月,秘密建立了中共兴国学生支部。1949年,又建立了草湖支部、周迳支部和杰村支

 

 

 

 

部。地下党的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发动群众开展反蒋斗争;发动农民抗捐、抗税、抗粮、抗丁;做好舆论宣传,迎接解放大军;策动国民党武装人员起义。他们成功地阻止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大信部子弟营”。

    1949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吉安,兴国苏区老同志钟昌涛等人到吉安与南下干部团接头。88黎明,人民解放军先头营炮击兴国,于上午8时进入县城,解放兴国。

    8月10,省委分配到兴国的25名领导干部,在钟昌涛的带领下,从吉安经泰和来到兴国,县长李贻树颁布了兴国县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宣告兴国县人民政府成立。

 

 

 

 

 

 

 

 

 

 

 

 

 

 

 

 

 

 

 

 

 

第一章

兴国县党组织的诞生和工农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

新文化运动震撼兴国

 

     一、爱国师生声援五四运动

    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直接归还中国等正义要求均遭拒绝。会议甚至决定把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

    1919年5月4,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五四”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也迅速波及到交通闭塞的兴国县城。兴国县首先接受五四运动薰陶和洗礼的是知识阶层,尤其是青年学生。当时兴国有不少青年在外地求学,他们以满腔热情投入了这一伟大运动,并将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通过邮件向家乡传递,寄回大量传单、报纸和书刊。

    五月中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兴国,县城几所学校的师生举行集

 

 

 

 

 

会、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援北京学生。以新华小学教员黄家煌为首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走上街头,登台演讲,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并在西街治平观召集了由学生、市民、店员、工人、学徒、农民近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上,黄家煌等人讲述了“巴黎和会”的真相、五四运动的起因和经过及北洋军阀的主要罪状,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治平观,他们还点燃了烧毁仇货(指日货)的熊熊大火。会后,爱国师生在黄家煌、陈奇涵等人的带领下,与广大群众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举彩旗的游行队伍经过西街、东街、背街、大街、十字街、横街,绕城一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打倒军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我青岛!还我烟台!”等口号,观者如潮。他们还向群众散发了传单,上写“呜呼哀哉,种亡国灭,牛马奴隶,目惨心伤,愿我同胞,奋起图强……”

    青年师生的爱国觉醒,带来了抵制仇货的行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的一种斗争方式。61,兴国县各民众团体联合成立“抵制日货委员会”,组织“仇货检查队”,以实际行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野心,在全县城乡掀起了抵制和查禁日货的高潮,得到工农商学各界民众的一致赞成和参与。无论是学生、市民和商人,还是工人、农民和教师,都从店里、家中把日货牙刷、牙粉、洋纱、洋袜、洋布、洋伞和花草席等主动交出来,统一焚烧。

    爱国师生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的开展,民众团体抵制日货斗争的胜利,使兴国人民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此,兴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篇章,走上了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

     二、进步青年传播新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以宣传民主、科学和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新文

 

 

 

 

化运动,开始在兴国兴起,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给予了猛烈抨击。 

    为了培养更多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青年,1918年秋,进步青年陈奇涵从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回乡邀集了同校毕业的胡灿、肖以佐、肖以儒、吕煌、李启浩、王思莲、李世熔、肖荫元、肖正清,宁都九中毕业的鄢日新,南昌私立心远中学毕业的陈昌俊,兴国简易师范毕业的吕延、李景清等十四五名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集会县城赤勘小学,座谈教育救国。陈奇涵说:“我们不忧家贫,而忧国之不富;不忧人穷,而忧道之不行。”他提议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后,一所平民学校“忧道小学”在县城横街明伦堂创办了起来。学校以“君子忧道不忧贫”为宗旨,专收失学的穷苦工农子弟,传授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教职员工仿效“义丐”武训,实行义务办学,不领工资,以图教育救国。

    在南昌读书的袁玉冰(崇贤乡上沔村人),敢于抨击封建礼教的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在社会交往中倡导诚实守信、求真务实、简朴节俭的新风尚。他的“社交十不”就很有时代气息:不用字和号;不说客套话;不宴会;不敬茶;不递烟;不回拜;不贺年拜节;不留客送客;不送无谓礼;不做应酬文。

    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兴国县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仅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陈奇涵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了这一段思想认识的过程:“主要是学生时期生长起来的‘富国强兵’思想在支配我的行动,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教育又非我所长,同时家庭经济不容许我继续下去。纵然存在着‘忧道不忧贫’的思想,实际上离开了经济基础,一切思想也是唯心的,找不到任何出路。”于是他们走出兴国,北上南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陈奇涵、王根僧等人,投笔从戎,考入滇军在韶关设立的讲武堂。胡灿、黄家煌、邱会培、肖以佐、谢云龙等知识

 

 

 

青年,纷纷外出求学,开始把个人追求同国家的命运、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探求改造旧社会的新方法、新途径。

 

 

第二节 马列主义传入兴国,

中共兴国支部建立

 

     一、马列主义在兴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在外地求学和寻找改造社会途径的兴国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他们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而且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向家乡寄送革命书报和马列主义书籍,成了马列主义在兴国的传播者。       

    青年学生袁玉冰,是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与赵醒侬、方志敏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五四运动期间,他是南昌二中的学生,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一系列活动。1920年夏,他邀集志同道合的黄道、徐先兆、石廷瑜、黄家煌(兴国人)、黄在璇、刘轶、支宏江等8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江西第一个革命社团——鄱阳湖社(1921年元旦改名为江西改造社),袁玉冰担任主席。   

    改造社成立后,创办了《新江西》季刊。袁玉冰在“本刊声明”中阐明,“改造社”的主张是“改造社会的,改造本刊,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法”,目的是“使这个‘黑暗的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他号召广大青年做一名信仰马列主义、从事实际革命运动的战士。江苏南通地区共产党组织创始人邱会培(兴国人),也积极支持改造社,并于1922424在南通写信给袁玉冰说:“改造的事情非一天二天的功夫可以做到,一定要有毅力永远继续下去才行……所以我希望你们改造

 

 

 

社的社员要有毅力去做,坚持到底,能说能行,这才算是真正改造……将来不独可以新江西、新中国,并且可以新世界呢。”19228月,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组织派遣,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19231月,他利用寒假返回南昌,与赵醒侬、方志敏、汪辰等进步青年一起,创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号召“江西青年需要研究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斗争时一个顶好的工具——比机关炮、山炮、坦克还要厉害多了。”这年春天,袁玉冰因宣传马列主义,遭到北洋军阀督军蔡成勋逮捕,《新江西》杂志也被查封。同年11月,他由赵醒侬等人保释出狱,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不久,《新江西》季刊改为半月刊,恢复出版发行。

    《新江西》发行全国,在江西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3年,《新江西》在兴国县城的义和祥店建立了分售处。兴国青年能够及时阅读到《新江西》。与此同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苏南通纺织工专、上海大夏大学等地求学的兴国籍学生陈奇涵、胡灿、鄢日新、肖以佐、陈奇洛、上官棣成、黄满谦、邱会培、徐福祖等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所能得到的马列主义书刊《新青年》《向导》《帝国主义浅论》《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等等,寄给亲朋好友,寄给“忧道小学”教员肖正清等,通过他们向家乡传播马列主义。至1926年夏,马列主义在兴国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同时,兴国青年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已达18人,位居赣南第一,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兴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兴国县第一个中共组织的诞生

    1926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党务整理案”,限制共产党员跨党。在黄埔军校学习的一批兴国青年,不愿离开共产党,毅然脱离国民党。陈奇涵曾对军校的学生胡灿、鄢日新说:“宁愿当普通的共产党员,躬耕垅亩,也不当国民党的高官,食嗟来之食!”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以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率领胡灿、鄢日新、肖以佐、陈奇洛等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江西籍中共党员,回江西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他们从广州出发,绕道香港,经潮州、汕头,于19266月抵达会昌县城,并在会昌起草了《工人运动宣传大纲》《农民运动宣传大纲》,积极筹备开展江西工农运动。

    9月6,北伐军进占赣州,陈奇涵、胡灿等人随军来到赣州。在赣州城内光孝寺,他们召开了随军来赣的共产党员会议,研究了在赣州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和策略,创办了以肖韶为主编的《国民日报》,与朱由铿等中共赣州支部成员一起共同领导了反击“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旬,陈奇涵、胡灿、肖以佐等兴国籍共产党员,先后回到家乡开展兴国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此时,在江西省第二师范学校入党的凌甫东、肖以儒,在江苏南通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入党的邱会培,在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入党的黄家煌,在江西省第七师范学校入党的谢云龙、洪雨龙、张佐汉、陈玉书、余石生、张汉超等兴国籍共产党员,也先后回到家乡,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9月11,陈奇涵与胡灿商议,派遣党员谢益三赴赣州与中共赣州支部联络,请书记朱由铿来兴国县指导建党工作。14日,谢益三陪同朱由铿步行来到兴国。

    9月17,在中共赣州支部书记朱由铿的召集和主持下,陈奇涵、胡灿、黄家煌、凌甫东等共产党员秘密集会在县城横街平川中学教室里,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干事会成员分工如下:

支部书记            组织干事   凌甫东

宣传干事   肖以佐       工运干事   谢云龙

农运干事   黄家煌       军事干事   鄢日新

兵运干事   张佐汉

    兴国县的中共组织主要创始人陈奇涵,因需奔波于南昌、赣南、赣东

 

 

 

各地,故未担任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的职务。

    中共兴国支部建立后,兴国各乡村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192610月,陈玉书在东村庙坪、坝子建立两个党小组,后又有徐福祖、钟积金在杰村里丰、曾田两地,邱会培在平川中学,上官棣成和李藻在长冈姑岭,李嘉賨在埠头桐溪,谢云龙在大龙文荟学校等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同时,中共兴国支部还先后在坝南、东街、西街、鼎龙、城冈、隆坪、永丰及县城船筏工人、码头工人、印刷工人中建立了党小组。至1927年春,中共兴国支部发展党员100多名,下辖18个党小组。徐福祖在杰村里丰、曾田建立的中共组织,是他在上海入党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建立的,开始时和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没有隶属关系。谢云龙在大龙建立的中共组织,是从吉安的中共组织发展过来的,开始时也和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没有隶属关系。 

    19272月,胡灿奉上级指示,赴北伐军中任职,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书记由肖以儒接任。

 

 

第三节   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一、工人运动

    中共兴国县支部干事会一成立,便积极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他们创办了机关刊物《奋斗周刊》,宣传马列主义,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支部干事会还大力兴办平民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谢云龙在明伦堂举办工人业余训练班,陈奇涵在考棚开办了妇女工读学校,胡灿在平川中学开办平民夜校。这些学校免费招收工人、学徒和平民就读,教师都是由共产党

 

 

 

 

员胡灿、李明兰、李嘉賨、肖藻全等人担任。在读书识字的同时,还讲授革命道理,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工人的觉悟。                

    192610 月,在考棚召开了全县群众大会。会上成立了兴国县总工会,选出谢云龙、肖藻全、肖薪全、肖芳全、余作霖、黄华寿、李发湘、陈自涛、陈自汉等数十人为执行委员,谢云龙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总工会成立后,在县城和城郊,按照行业先后建立了船筏、码头、店员、木作、竹作、纺织、缝纫、染布、刨烟、制药、五金、印刷、梨园等13个基层行业工会,然后又在高兴、龙沙两地设立了分会。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到300多名工会会员。

    总工会成立后,创办了机关刊物《工人部特刊》,主编谢寿朋,编辑有肖藻全等。总工会一成立,就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政治口号,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保障工人利益,还成立了一支以彭先修为队长的工人纠察队,以梭标为武器,人数达50余。

    1926年冬,总工会领导了全县工人的增资斗争。总工会的代表向商民协会提出适当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正当要求。兴国县商民协会会长李世监是国民党右派,他拒不接受工人代表的增资要求,引起了劳资纠纷。双方商定各派出30名代表,开一次劳资仲裁会来解决。仲裁会在双方代表充分辩论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裁决。表决时,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兴国县党部筹备处主任的胡灿等多数党部委员,赞成工人的立场,以多数票通过了增资的仲裁,实现了工人增资的目的。码头工人由每搬运100斤货物得10枚铜板增加到12枚,店员、刨烟、印刷、药业等按时计薪的工人,每月工资增加了50%左右。

    1927年3月6,蒋介石的走狗倪弼奉蒋旨意,在赣州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消息传来,兴国人民义愤填膺,各基层工会纷纷举行集会,公布陈赞贤的死难真相,表达了对国民党右派的无比愤恨和强烈抗议。4月17,县总工会在县城鸡心岭隆重举行了有2000多名群众参加的陈赞贤追悼大会。整个会场庄严肃穆,群情激愤。会后

 

 

组织了游行示威,广大工农群众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严惩帮凶倪弼!”“为陈赞贤同志报仇!”接着,《奋斗周刊》和总工会机关刊物《工人部特刊》同时发表了凌甫东、邱会培、余石生、谢云龙等人撰写的名为《怀念陈赞贤,声讨蒋介石》的战斗檄文,谢云龙还起草了“兴国县总工会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省总工会的快邮代电”,强烈要求“捉拿凶手倪弼,活祭烈士冤魂”。

    5月,县城合吉祥布店老板刘家达强迫船筏工人超重载货,结果中途发生沉船事件,损失部分物资,淹死1名工人。刘家达不但不安抚和慰问工人家属,反而诬告工人偷了他船上的货物,还勾结法院承审员逮捕了2名工人,借口要赔偿损失,趁机敲诈勒索。这一蛮横无理的行为,激起了全城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无比愤怒。总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准备捉拿刘家达和承审员。在强大的舆论谴责下,国民党兴国县长吴天申释放了被扣押的工人,同时拘捕了主办此案的承审员。总工会封闭了合吉祥布店,强烈要求严办承审员,并对刘家达罚款3000银元。

    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参加实际斗争,提高了思想觉悟,也提高了斗争的勇气和胆量。同时,保障了工人利益,店主不敢随意虐待店员,师傅不敢随便打骂徒弟。

    但是,资本家并不甘心失败。不久,刘家达勾结县商会会长李世监,重金收买“三点会”武装400多人,公然攻打县总工会,殴打工会干部,捣毁县总工会的办公设备。事后,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以总工会委员长谢云龙为团长的“工人请愿团”,赴省城南昌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告状,要求追查捣毁总工会的幕后指使人,严惩殴打工会干部的凶手。

    19276月,兴国县“工人请愿团”到达南昌市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已经背叛革命,提出了“礼送共产党出境”的“清党”口号,开始四处搜捕共产党员。请愿团请愿未果,返回途经吉安时,谢云龙、毕雄飞等人被反革命“清党军”逮捕。总工会停止工作,兴国县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二、农民运动

    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广泛发动贫苦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党组织成立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黄满谦、曾燕堂结业后,返回家乡兴国开展农民运动。同时,在外地入党的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等人回到家乡,也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他们以走亲访友、联宗祭祖等形式,深入村场、屋场和农民家庭,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陈奇涵在家乡坝南村,以爱门小学为中心,分别在陈屋、刘屋、罗廖等处设立了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在农民中普及马列主义,说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翻身得解放。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农民纷纷从“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思想枷锁中解脱出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1926年9月20,兴国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县城北门大井头兴国公所宣布成立,由江西省农协派来的干部汪辰任筹备处主任(后为谢益三、李修应)。黄家煌、李藻、余石生、谢寿朋、李修应等人为执行委员。黄家煌、李藻还参加了中共赣州特支在赣县举办的“农工运动训练班”,黄家煌后调任赣县农协主席。兴国农协筹备处成立后,提出了“打倒高利贷”“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政治口号,拉开了兴国农民运动的序幕。

    192611月,兴国县第一个基层农协——榔木乡农民协会宣告成立。接着,塘石、坝南等2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或农协小组。至1927年春,全县基层农协组织发展到120多个,会员达20000余人。

    1926年冬,农会组织发动了全县农民的“年关”斗争。以前,许多农民因交不起租、付不起息、还不起债,在过年前就离家出走,出外躲债,过不上一个安稳年。土豪劣绅年底上门讨债,连农民勉强准备的一点“过年料”都搜掠一空。过年便成了贫苦农民的一道难关。兴国有一首童谣“过年”,道出了贫苦农民的辛酸:

 

 

 

 

 

年来了,是冤家;弟要帽,姐要花;

婆婆要米做糍粑,公公要肉敬菩萨;

爸爸躲债远离家,可怜苦了我妈妈。

    这年腊月,在农协的组织和支持下,农民向登门催租逼债的地主、高利贷者进行说理斗争,提出减租减息,否则拖延不交。在农民协会的斗争下,往年登门讨债时威风凛凛的土豪劣绅们,这年气焰大挫,大多数都无可奈何地答应农民减租减息的要求。除夕前的一个圩日,胡灿、张汉超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鼎龙区党部的名义,在鼎龙圩场发表演说,指出土豪劣绅和北洋军阀横行霸道,专门欺压百姓,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并把演讲内容印成传单,在圩场鸣锣通告,吓得地主土豪不敢收租催债。年关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的嚣张气焰。

    192722028日,李藻代表兴国县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春荒之际,农民协会又开展了“阻关”斗争。由于奸商屯积居奇、操纵粮价,农民缺钱缺粮、叫苦不迭。为了保证贫苦农民的生活,各地农协成立了“平粜委员会”,阻止米谷出境,不准粮商随意涨价。否则,强制实行平粜,或予以没收。这一阻关斗争遍及文溪、高兴、崇贤、方太、鼎龙、江背、坝南、燕山等地。在东河、北河及平川河沿岸码头都设立了监视运粮船只的哨所。鼎龙杨村一个地主私运粮食外售,被查获没收。坝南群众在双坑巡逻查获偷偷外运的粮食50多担。县城一批奸商和官府勾结,把持官仓积谷,暗中将粮食外运,牟取暴利。郊区五里亭一带的农民闻讯后集合100多人,冲进县城,一举将粮食外运的陈际丰、义丰和、卢德和等粮店捣毁,将所有粮食分发给饥民。

    各地农协还组织农民开展了以“二五”减租为中心内容的斗争,要求地主、富农减免贫苦农民的租债。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保证斗争的胜利开展,各地农协还组织了自卫队,以鸟铳、大刀、梭标为武器,维护农民利益,保护斗争的胜利果实。过去横行

 

 

 

乡里、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面对组织起来的农民,不得不低头让步。在乡村,一切大小事情都得经过农会,连国民党县政府要征收的各种捐税都要经过农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分派下去。豪绅地主千方百计要求加入农会,企图篡夺农会领导权,破坏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均被农会严厉拒绝。

    三、学运、青运、妇运    

    中共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同时,十分注重争取和教育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妇女,使他们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1926年冬,许多在外地入党的兴国籍共产党员回到家乡,与北伐军一起开展工农运动。他们以各姓祠堂办的十几所族学和文澜阁县立中学、平川中学为基地,积极向广大青年学生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传播马列主义。在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迅速开展。同年冬,以共产党员邓佐廷为首,在县城平川中学成立了兴国县第一届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讲授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学生加入青年团组织,邓佐廷当选为学联主席。

    为更好地团结和培养进步青年,1927410,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在县城关帝庙策划成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赣州青年干社兴国分社”,联络有志青年为党工作。李藻当选为主任。同时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培训了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100多人,分赴城乡各地开展群众工作。青年干社的成员,后来都转为青年团员,成为各地革命运动的骨干,如李明兰,李兰芬、李藻、朱定清、朱定洪、肖华等。

    中共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十分重视妇女的解放。19274月召开了兴国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0余人,选举陈启忠为主席。该协会在联络各界妇女,传播革命思想,争取妇女解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妇女解放的歌谣一时到处传唱:

一早起来呀,做到日落西;

雨打风吹唉,又有谁人知?

 

 

 

 

拿起算盘来,数也不会算;

没有文化呀,实在是伤心。

真正痛苦呀,真正可怜呀;

劝我妇女们,快快觉悟起!

    随着革命群众团体的纷纷建立,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兴国工农革命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19272月的一天,县城的学生、工人、市民和市郊青年农民等400多人,在共产党员黄家煌的率领下,冲进葛背岭雨坛脑新建的天主教堂,揭露神甫勾结地痞流氓和劣绅欺压百姓、奸淫妇女的罪行。革命群众推倒教堂围墙,捣毁教堂各种设施,吓得外国神甫落荒而逃。

    蒋介石为破坏和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继杀害陈赞贤后,又接连制造了“九江惨案”和“安庆惨案”。1927412,他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起义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四一二”惨案。

   5月18,蒋介石命令钱大钧的国民党20师由粤入赣“清党”。并命倪弼重返赣南。不久,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赣南特别委员会”和“赣南清党委员会”,他们查封革命机关,收缴工农武装,搜捕共产党员,杀害了赣州地委书记张世赡、朱由铿等共产党人。

    19276月,钱大钧派遣兴、于、赣三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徐远扬率一团人马来兴国“清党”。“清党军”到达兴国后,查封了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和青年干社等革命群众团体,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统治,通缉凌甫东、邱会培、黄家煌、余石生、张汉超、谢云龙等革命同志,并烧了黄家煌、陈奇涵、张汉超等人的房子。由于兴国的党组织早作准备,及时通知各地党员和革命骨干疏散,兴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得以保存。

 

 

 

 

 

 

 

第二章

农民武装暴动和工农革命武装的建立

第一节  羊山会议与党组织的恢复

192781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后,在南昌、武汉、九江、吉安、赣州等地工作、学习的兴国籍共产党员陈奇涵、胡灿、鄢日新、李明兰、陈赤峰、陈奇洛、肖以儒、肖正清、谢云龙等,相继回到县里。他们汇合在一起,大多以教书做掩护,秘密进行党的活动,积极从事中共组织的恢复工作。

1927年重阳节,陈奇涵、胡灿、黄家煌、肖芳全、肖以佐、肖以儒、肖正清、鄢日新、李藻、李明兰等20多名共产党员,以组织忧道小学师生登高远足和探望同学李嘉賨为名,前往县城西南羊山龙华寺,秘密举行了兴国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史称“羊山会议”。

会上,胡灿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陈奇涵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及对策的报告。他说,“尽管眼前敌人气焰嚣张,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然而,兴国许多党员的观念没有变,革命的意志没有变,这些同志就是恢复我党工作的基本力量。”报告反复强调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是“没有革命的武装去反击敌人的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兴国县的实际情况,就今后的行动方针作出了五项决定:

1、立即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2、发动群众进行“五抗”斗争(即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息);

3、采取“白皮红心”斗争策略,打进敌人内部,分化瓦解反动武

 

 

 

 

装“靖卫团”;

4、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各种关系,在城乡建立革命活动的中心;

5、争取绿林武装“三点会”,建立革命武装。

会议决定将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选举肖以儒为书记,肖芳全为组织部长,吕继贞为宣传部长,陈奇涵为军事部长。胡灿、鄢日新、肖以佐等人,为保持“灰色”身份,不在党内任职。

羊山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羊山会议后,在中共兴国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利用走亲访友、联宗祭祖、行医看相、算命测字等为掩护,分赴全县各地,联络和恢复了全县14个基层党支部和农协、基层工会的活动。各党支部分头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斗争,组织游击队,对地主土豪进行绑票罚款。群众的革命热情又空前高涨起来,兴国县革命斗争开始走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

 

第二节    冰心洞会议与农民武装暴动

 

一、冰心洞会议与暴动前的准备

19283月,中共兴国特支书记肖以儒病逝。中共赣南特委派杨柳青(化名张罗,湖南人)来兴国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中共兴国特别支部在凤凰庄谢益三家召开会议。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撤销兴国特别支部,成立中共兴国区委,下辖东北、西南、东一和城市4个特区委,分辖33个支部。4月,中共兴国区委在长冈乡合富村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扩大会议。时因省委与特委的联络中断,由赣西转战到兴国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前来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认为,“羊山会议”确定的五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决定

 

 

在兴国城乡举行武装暴动。

中共兴国区委在暴动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和各地的农协等革命团体,积极开展暴动前的宣传发动工作。

其次是以“白皮红心”策略控制各地的靖卫团武装,并建立农民赤卫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兴国区委采取了灵活的“白皮红心”斗争策略,即让一批党员利用特殊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控制武装。许多党员当上了“靖卫团总”或“靖卫团教练”。如胡灿担任兴国县靖卫团的教练,陈奇涵担任坝南靖卫团团总,谢式初担任崇贤靖卫团团总,曾燕堂担任崇贤靖卫团教练,张汉超担任鼎龙靖卫团团总,余佛田担任城冈靖卫团团总,上官棣成担任榔木靖卫团教练,陈璧和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这些党员可以依靠“灰色”的社会地位保护自己,又可以控制反动武装靖卫团,分化瓦解敌人。

同时,兴国县的中共组织还争取和改造了在兴国东村、莲塘(今兴莲乡,下同)一带活动的一支绿林武装——洪家“三点会”。在如何对待“三点会”的问题上,党内当时有分歧,有人认为坝南的“三点会”曾被资本家刘家达收买去捣毁县总工会,是敌人,不可争取。而陈奇涵等同志则认为,“三点会”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关键在于争取和改造。最后统一了党内认识。一些活动能力较强的党员,分别对兴国境内的“三点会”大小头目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争取“三点会”的过程中,陈奇涵提出“三点无共不成洪”,认为如果“三点会”不和共产党合作,就不是忠实的“洪家”,得到“三点会”会众的认同,因此接受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三点会”的成功改造,消除了绿林武装对革命的隐患,扩大了革命队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在这一期间,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创办了秘密修造武器的小型兵工厂。如李茂生、余石生联络郑德煌、郑传熙师傅在东村河公背创办修械所,谢云龙、洪雨龙、李挺在大龙创办淘金坑兵工厂,他

 

 

 

 

们日夜加班,赶造大刀、长矛、土枪等武器。

以上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兴国城乡农民武装暴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兴国城乡暴动 

()崇贤暴动

兴国县北部山区的崇贤、大龙等乡村,因受袁玉冰的影响,是革命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1928年春,崇贤的党组织和革命团体很快得到恢复,靖卫团武装大部分控制在共产党人手里,并以预防盗贼为名成立了农民自卫队,配备梭标、大刀、鸟铳等武器。从东固来的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又经常活跃于崇贤一带,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党组织负责人谢云龙与第7纵队领导人赖经邦、曾炳春取得联系,研究暴动的行动计划,决定夺取靖卫团的武装,处决靖卫团总曾文绚与大土豪邹瑞槐。崇贤靖卫团原由共产党员谢式初掌握,在一次战斗中,谢式初不幸牺牲,这支武装又落入曾文绚之手。

1928510黄昏,7纵队七八十人从东固张家背出发,到六渡坳与交通员李挺接头,随即向大龙进发,与谢云龙汇合后,包抄了地主罗爵高、罗廉杨两家,将这叔侄两霸捆绑起来,押往崇贤圩。

与此同时,游击队员配合靖卫团的内线,将曾文绚引出,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曾文绚一死,靖卫团大乱。靖卫团副团总罗焕南(共产党员)宣布靖卫团解散,将缴获的30多条枪集中起来,成立革命武装。

11日拂晓,7纵队顺利占领了崇贤圩。崇贤各村农协会员500多人,手持梭标棍棒,肩挑箩担麻袋,涌进了崇贤圩场,聚集在万寿宫前召开了群众大会。曾炳春登台讲话,宣布已枪毙靖卫团总曾文绚。接着宣布了恶霸地主罗爵高、罗廉杨的罪行,将他们立即处决。随后,曾炳春等指挥农协会员和7纵队包围了大地主邹瑞槐的大庄园。不料,邹瑞槐得知曾文绚被杀的消息后,带着家眷连夜逃往吉安了。暴动队伍收缴了邹家15支步枪、1支短枪,把粮食、

 

 

 

茶油、布匹等就地分发给穷苦农民。

谢象晃、刘岱、钟平(钟荣清)、袁光宇、王通、潘开文等同志都是在崇贤暴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

()鼎龙暴动    

19281025,鼎龙乡农民举行暴动。鼎龙的靖卫团,一共有20多人枪,早已被共产党员张汉超等人掌握。暴动时,团长吕德贤毅然宣布起义,为暴动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天正是圩日,鼎龙秘密农协会员在共产党员余石生、侯海藩、张汉超、石桂堂等领导下,随着赶圩的人群进入圩镇。中午,四条圩门被农会骨干控制。农协会员在圩上各店铺搜捕土豪劣绅。正在圩上吃喝玩乐的30多名土豪劣绅无路可逃,束手就擒。农协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并将几个土豪首恶斩首示众,将其余土豪罚款罚谷,分给贫苦农民。满街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三)兴国暴动

19286月,于都桥头党组织负责人钟声楼、朱学玖和兴国的黄家煌、陈奇洛等在兴国东村创建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8月,15纵队配合黄家煌领导的游击队,在东村坝子上同兴国县靖卫团打了一仗,缴获枪支20余支。至9月,于北特区红色区域与东固红色割据区域联成一片,成为“赣南当时最红的地方”和“群众斗争的代表”。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2团。他们经常在兴国附近活动。同时,各地暴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9月,在高兴禾杠坑邱会墀家楼上,召开了兴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10月初,在长冈燕子窝徐家祠由黄家煌主持召开了上百人参加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寻求江西红军独立2 团的支持,寻找机会,发动兴国暴动。

12月中旬,红2团攻克乐安后返回东固根据地休整,遭到永丰靖卫团的阻击,绕道兴国东村乡,准备返回东固。中共兴国区委立即派人前往东村联络,请红2团攻打兴国县城。

 

 

 

此时,兴国县城内外主要有三支反革命武装力量。 

一是国民党兴国县政府指挥的县靖卫大队。该大队辖三个中队,共300多人。兴国暴动前夕,担任县靖卫团教练的胡灿,将城东隔河设防的靖卫团调往县城北门外的五里亭,对高兴方向设防。使从东村方向开来的红军能够从东门顺利进城,将靖卫大队置于无用武之地。

二是县商会建立的商团。商团让每家店铺根据店员多少,出钱买枪23支,约200人枪。经常集中操练,以连、排、班编组,晚上分散各家护店,打仗时集中起来。是一支比较大的反革命武装。

三是兴国县“47乡联乡自治会”下辖的各乡靖卫团。兴国县城乡矛盾素来严重。因为商会在县城横行霸道,各乡村豪绅联合成立了一个“兴国县47乡联乡自治会”与之对抗,并创办了一所主要收乡村子弟读书的平川中学。联乡自治会以平川中学为活动据点,对散布全县47个乡的乡村靖卫团有极大的号召力。

中共兴国县区委为了分化瓦解城内外的反革命力量,决定采取策略激化商会和47乡联乡自治会的矛盾。一天晚上,胡灿派人将“47乡联乡自治会”的牌子偷偷摘下,丢到厕所里,散布说是商会所为,使47乡联乡自治会和商会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就在暴动前的一天,平川中学的几十名学生,以两位同学路过“志慈”布店时,店员将尿水洒到了他们衣服上为由,砸掉了“志慈”布店。商会立即集合商团,包围平川中学,平川中学武装对抗。这次武装冲突,因为国民党县长黄健及时赶到制止,没有进一步扩大。但47乡联乡自治会和商会关系完全破裂。当县城暴动时,各乡靖卫团袖手旁观,听凭暴动队伍收缴商团的武装,不肯救援。

19日下午,红220多名战士身穿便衣,与中共兴国区委派出的交通员肖华接上了头。肖华把便衣战士悄悄带进县城,隐蔽在东街肖屋村内,准备在暴动时里应外合。

19日深夜,红军便衣队悄悄夺取了县城东门和武塘桥。红2团、红15纵队和地方暴动队伍在城东的榔木乡会合后,在敌人毫

 

 

 

无戒备的情况下,从武塘桥进城,向驻扎在城北五里亭的靖卫团进攻。靖卫团猝不及防,乱糟糟地往赣州方向逃窜。县长黄健从梦中惊醒,也乘着夜黑,连印信都未带上,匆匆窜出西门,往埠头桐溪方向落荒而逃。这天晚上,肖华、蔡馥兰、王太海等一批青年团员则在城内反动分子住处的门框上画上记号。第二天一早,暴动队伍便按图索骥,在全城搜捕反动分子。

兴国暴动后,城内各店铺紧闭大门。因为商团的枪支都分散在各店铺内,如果暴动队伍强行上门缴枪,发生冲突,则可能遭到很大伤亡。于是暴动队伍采取了一个“跪枪”的策略,即押着商会会长、商团团长等人,到一家家店铺去收枪。如果店铺里不把枪交出来,就让商会会长和商团团长跪在门外哀求,直到交出枪来为止。这一计策很成功,仅半天时间,商团200支枪悉数收缴。店老板们不敢开门,大多数是从楼上把枪用绳子吊下来。

20日清晨,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县城的城门上。附近几个乡的农协会员络绎不绝地来到县城参加群众大会。大会宣判了国民党公安局长肖正安等13个反动分子的罪状,然后押往滩脑枪决,并贴出安民告示。红军砸开监牢,释放无辜“罪犯”200多名。发动群众分发官仓积谷,打开当铺,取回自己的典当品。

由于赣州之敌前来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暴动队伍在县城活动了3天,就及时撤出县城,返回东村、莲塘一带休整。19291月,国民党赣州守军第7师师长刘士毅派遣两营兵力来兴国“进剿”。29晚,兴国县党组织紧密配合红2团再次攻占兴国县城,捕获了窃据县城、自称“县长”的大土豪钟老槐。210,将钟老槐押解到城隍庙公审后处决。2月下旬,中共兴国区委在塘石白坑钟人祥家召开会议,根据中共江西省委《二月份组织工作大纲》精神,决定成立中共兴国临时县委。

 ()隆坪暴动

1929年初,在泰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钟能铜、钟能俊、钟瑞

 

 

 

 

佳、韩滨等人潜回家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动了欧阳平等300余人参加的“隆坪暴动”。

26,正值年关岁末,各村暴动队员陆续向木梓坳集中。他们进行了简短的动员,然后向隆坪、旗岭进发。冲进大土豪钟瑞冰家,缴获短枪1支,烧了田契债据,罚款500元,没收稻谷100担,分给群众过年。接着,又没收了地主钟能冰开的当铺,将贫苦农民的典当物品归还原主。然后队伍转战于永丰圩、活龙、上洛、绮冈等方圆数十里的十几个村庄。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斗争。在群众的配合下,又先后抓到大地主史传作、史胜林、黄传绍等人,均罚以千元现款,焚烧各种借据契约。

暴动后不久,敌人开始反扑。正月初九,荷岭靖卫团数百人包围木梓坳、席头、牛迳等村,烧毁了钟能铜、钟瑞阶、钟能俊、韩滨及其他老百姓的上百间房子,暴动队员钟瑞来、王茂腾被敌人杀害在河滩上。19293月,钟能铜去崇贤请来红4团一个连,协助暴动队伍攻打靖卫团,在隆坪将荷岭靖卫团歼灭。上洛大地主刘懋作被当场击毙,靖卫团副团总、大地主钟瑞冰的儿子钟祝三被杀死在骑岭下的水田里。隆坪暴动的队伍后编入主力红军。

 

第三节   工农革命武装的建立与

小块红色区域的开辟

 

一、江西红军独立第4团在莲塘建立

19292月,赣南特委代表雷震东, 2 团领导人李文林、李韶九,兴国县党组织负责人鄢日新等,在兴国莲塘召集军队党员活动分子会议,讨论赣南工农红军第1516纵队改编问题。决定将1516纵队和兴国部分地方武装合编成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4团,

 

 

又称赣南红军新编第4 团。团长段起凤(又名段月泉)、党代表金万邦、政治部主任鄢日新、参谋长兼士兵委员会主席黄志道(即刘泽明)。全团指战员共有500多人,枪300余支。红4团成立后,颁布了《赣南红军新编第4团布告》,收缴了反动地主和靖卫团武装,以及流失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武器。红2团还抽调了100多名官兵到红4团。为了便于统一领导,鄢日新担任这两个团的总指挥。

4团成立当天,就与红2团一起,奉命去东固和朱毛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会师。22日,在东固螺坑河坝上举行会师大会。红4军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红24团的勇敢战斗精神,风趣地说:“红4军是铁军,24团是钢军。”军长朱德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叫喊要打倒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现在你们都成了朱毛。”并勉励大家要遵守纪律,加强团结,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家听了很受鼓舞。

东固会师后,红24团返回赣南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游击战争。2月下旬,红24团返回兴国县城,后又转战高兴、崇贤、永丰等地,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并在于都、宁都、永丰、吉安、南丰、广昌、宜黄等县打击反动势力,发展工农武装,为扩大和巩固赣西、赣南红色区域作出了卓越贡献。19294月,毛泽东同志以红4军前委书记的名义答复上海党中央的“二月来信”时说,“赣南的希望更大。江西红军独立第            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

19291115,吉安五市联防靖卫团总罗炳辉率部起义。19301月,与红24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黄公略、党代表陈毅。从此,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由红军地方部队发展成为红军主力部队。

二、小块红色区域的开辟

 1、北区

北区包括崇贤、高兴、贺堂、均福等北部山区,由于与赣西接

 

 

 

 

壤,两地党组织来往甚密。曾合并成一个支部(东龙支部),统一领导吉安东固和兴国崇贤等区域的革命斗争。崇贤暴动的胜利,开辟了兴国北区的红色区域,与东固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2、东区

东区是指县城东面的江背、东村、樟木、莲塘、古龙冈一带。位于兴(国)于(都)边界。于都桥头(史称于北区)党组织负责人朱学玖、钟声楼与兴国东部党组织负责人黄家煌、陈玉书、胡嘉宾等共同领导了这一区域的武装割据斗争。19284月,在樟木山(今樟木乡)组建了桥头游击队,是为赣南最早的革命武装。5月上旬,又争取了“三点会”十兄弟之一的管开炳参加革命。中旬,活动在兴于边界的其他“三点会”武装曾老四、李周宾、邱老七等部,也先后改编成游击队。同时,兴于边界党组织还在忠田、东村、上丰、圆岭、坝子等地建立了一批农民武装,打击反动势力,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局势。

6月初,以桥头游击队为基础,在樟木山与东村交界的鲤公寨建立了赣南工农革命军第15纵队。中旬,在于都桥头盘罗石成立了“于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兴于边界的武装斗争。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出动正规军连续对桥头、樟木山发动“进剿”,企图扑灭兴于边界的革命烈火。7月初,15纵队在樟木山、坝子等地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毙敌30余人,缴枪20余支。敌人向兴国县城溃逃时,15纵队乘胜追击,攻打了江背圩,镇压了当地恶霸地主。此后,15纵队和农民武装在以桥头为中心的广大乡村中开展游击斗争,使边界红色区域迅速扩展到平安、琵琶垅、葛坳、银坑、古龙冈、江背、东村、莲塘等地。至9月,这一区域与崇贤、东固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南北长200里。

3、东一区

东一区是兴国县红色割据最早的区域和范围较大的地方。它是以长冈乡为中心,扩展到江背、五里亭等几个乡。长冈乡建立党

 

 

 

 

支部以后,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参加秘密农协和秘密赤卫队,并争取当地“三点会”首领邓达山、黄香山带队加入赤卫队。而对吃喝嫖赌、民愤极大的“三点会”头目则坚决予以镇压。

同时,共产党员邹子邦、上官棣成、马燮章、马荣兰等,打入靖卫团,争取了20多人带枪参加兴国暴动。靠两条半枪起家的长冈赤卫队发展到100多人。

除以上区域外,中共兴国区委还先后成立了两个特区委。一是在新圩成立了西南特区委,领导埠头、新圩、隆坪、永丰、龙沙、教富、茶园、高兴等乡村的赤化工作;二是在城冈圩成立了东北特区委,领导良村、城冈、鼎龙、东村、莲塘、方太等乡村的赤化工作。

 随着各地武装斗争的开展和红色区域的开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兴国全县熊熊燃烧起来,为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彭德怀率红5军茶岭休整

 

1929130,中国工农红军第51000余人,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的率领下,从井冈山突围下山。沿途遭到“敌军数旅之众穷追堵截一月有余”,31抵达于都的桥头圩,受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钟声楼、朱学玖、黄家煌的热情接待。32,由钟声楼当向导,红5军经东村、莲塘来到鼎龙乡茶岭村。

茶岭村,位于兴国县城东北,距城45里。这里四面环山,村头入口处观音堂曲折盘旋,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它处于吉安东固和于都桥头两块根据地的中间地带,周围乡村都有秘密赤卫队和共产党组织,民风淳朴,群众基础

 

 

 

 

好,是红军24团的一个根据地。时逢正月,气候寒冷,加之长途奔波,饥寒交迫,红5军整个部队人困马乏。全军300余人分别驻扎在李家祠和曾家祠。

在茶岭,为宣传发动群众,红5军举行了军民联欢会,作革命报告,演唱红军歌曲。在会上,彭军长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休整期间,为减轻群众负担,彭德怀带领官兵上山砍柴,并帮助群众挑水劈柴,打扫卫生,慰问群众。当发现李衍福、李英逑等几户农民用蓑衣御寒时,红5军军需部立即用买来的布匹和棉花,为他们就地加工了棉衣棉被。红5军在茶岭休整时间虽短,但他们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受群众好评。

5军在茶岭期间,受到兴国县党组织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热情慰问。中共兴国临时县委派出以肖芳全为首的慰问队,将原筹备迎接红4军的食品和棉衣、药品、款项等送往茶岭红5军驻地慰劳红5军。茶岭群众主动搬出门板,拿出稻草,给红军搭好铺盖。

彭德怀对这次茶岭休整印象深刻。《彭德怀自述》中写道:“该地也有地下党支部,并与赣南红24团取得联系。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五天,白军刘士毅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我们,该旅只来五个营,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于都城。这时我们还保存300人,283支步枪。我们决定当即出发,绕过刘旅主力,奔袭于都城。”

35,彭德怀率领红5军离开茶岭,急行军一昼夜,奔袭于都县城,出其不意,消灭敌一个营及靖卫团和县警备队共六七百人,打了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

 

 

 

 

 

 

 

 

第三章   

兴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293月,兴国暴动胜利后,中共兴国临时县委在县城治平观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肖芳全当选为主席。同时,会议选举陈奇涵、段起凤、鄢日新、肖以佐、黄家煌、胡灿、邱会培、凌甫东、余石生、朱章凤、肖正介、肖能翘、张穆斋、王太海、肖芳全、马荣泮、肖能垣、陈润坡、陈发祥等19人为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并选举肖芳全、胡灿、陈奇涵、陈润坡、陈发祥、肖正介、黄家煌、鄢日新、余石生9人为执行委员,肖芳全、陈奇涵、胡灿、黄家煌、鄢日新、肖正介为常务委员。在委员的选举工作中,重视代表的广泛性,如肖芳全为码头工人,肖能垣为缝纫工人,王太海为木匠工人,陈发祥为法国留学生,陈润坡为开明绅士、县商会会长,段起凤为外籍革命者、江西红军独立第4团团长。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县城孔庙(后迁背街肖宝春家),肖藻全任秘书处秘书,陈发祥任文化部部长,陈奇涵任军事部部长,钟祥元任土地部部长,凌甫东任裁判部部长,黄家煌任财政部部长,王盛祯任供给部部长,钟人凰任妇女部部长,陈璧和任农民部部长。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是暴动后成立的工农临时革命政权。一经成立,执行委员会就讨论通过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十大政纲》,开宗明义地宣告了工农革命政权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规定革命

 

 

 

 

 

委员会的任务是拥护和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联合工人、农民及各界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指出“不分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和宗教信仰,凡满16岁以上的工人、农民、士兵、平民及其他一切劳动者都有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一切剥削者完全剥夺其参政的权利。”

“十大政纲”的具体内容为:

1)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统治,捣毁其教堂,取消其一切特权(如领事、裁判、租借等并没收其在华各地开办的企业、公司、银行、铁路、矿山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

2)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军阀混战,打倒贪官污吏及其一切走狗,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统一归公;

3)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及一切公共土地,分给无田地少田地的农民;

4)取消高利贷,废除一切典当,保护中小商人和私营工商业者,严禁奸商屯积居奇,操纵市场,从中谋利;

5)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6)颁布劳动法。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照顾妇女和童工,严禁厂主、包工头、师傅、老板打骂学徒,工人遇特殊困难应给予救济与社会保险,坚决保护工人利益;

7)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废除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制度,取消蓄婢纳妾,禁止虐待童养媳;

8)保护学校,尊敬老师,实行普及文化教育,扫除文盲;

9)群众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罢市、罢课等自由权利;

10)定期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参与的选举大会,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建立工农兵民主政府。

 

 

第二节   红军分兵兴国发动群众

 

为实施在赣南、闽西地区建立大块革命根据地,实现“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1929411,红4军、红5军共同前委在于都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返回井冈山,恢复和发展湘赣苏区;红4军主力在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

一、陈毅率红41纵队在杰村发动群众

19294月,红4军以纵队为单位分兵各地。政治部主任陈毅率1纵队从于都县城出发向西经罗坳、峡山,赣县江口、南塘,于中旬到达兴国的社富、杰村。部队兵分两路进入兴国,一路从南塘到黄冈,另一路从燕山到稠村。陈毅的部队尚未到达目的地,七坊靖卫团就在团总刘声楷带领下赶到五龙圩,架起一排土炮,不自量力地向红军开炮。但没料到另一路红军从五龙圩背后树林里迂回过来,出现在靖卫团阵地跟前。团丁们猝不及防,丢下土炮,狼狈逃窜。刘声楷也丢下碗筷,带着正在祠堂里吃饭的团丁,逃往莲花寨。红军战士冲进五龙圩,不见人影。而祠堂里煮着的肉粥(烂肉稀饭)却正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部队安排红军战士舀着敌人留下的稀饭充饥。谁知刚吃下不久,大家都呕吐起来,便赶紧叫来军医进行检验。经检查,军医放心地说:“没有生命危险,粥里没有其他什么毒,只是放了桐油。”肖克找来一位老大爷调查后,才明白是刘声楷逃走时施了奸计,在粥里放了桐油。并得知靖卫团已逃窜到莲花寨。

当晚,已到达五龙的陈毅周密部署了攻打莲花寨、消灭靖卫团的计划。陈毅采用“敲山震虎”的办法,集中五、六支军号,十几面大鼓和十几面铜锣。军号齐鸣,锣鼓喧天,土炮鸟铳齐发。霎时间,整

 

 

 

 

 

 

个五龙圩“杀”声震天。蒙在鼓里的靖卫团借着夜幕落荒而逃。

翌日, 朝霞初升时分,五龙圩上已高高飘扬着鲜红的红4军军旗,小小的山村圩场驻满了红军战士。他们把躲藏在山上不敢回家的老百姓叫回来,向他们宣传红军政策,讲清革命道理,告诉他们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开始时,有些群众半信半疑,及至回家后看到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动,红军战士和蔼可亲,便陆续来到圩场参加群众大会。陈毅登上讲台,发表了演说。他首先讲了红4军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宗旨;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来帮助大家打土豪分田地的;没有吃的可以到地主家挑粮食,没有穿的可以到土豪家拿衣服。他说,土地本来是农民的,应该让它们“回老家”;我们要实行工人有工做,耕者有其田。接着,肖克、熊寿祺、高静山等领导人先后讲话。

会后,红军战士主动和群众打招呼,并带领群众打土豪。在红军的带领下,农民打开了土豪的大门,分发了仓里的粮食和柜里的衣服。时值三荒五月,群众缺衣少吃,一下子解决了这些困难,群众真象久旱的禾苗得到了雨露,心里万分感激,见到红军不住作揖,亲热的叫喊“红军先生”。

接着,陈毅率领1纵队,进入七坊的黄冈、桂江、稠村一带。这一带由于土豪势力很强,群众害怕豪绅反攻倒算,一直不敢起来斗争。陈毅在稠村开完群众大会后,有的农民竟然要求道:“红军先生,我们怕土豪回来报复,你们就用枪押着我们去他们家挑谷吧”。陈毅听了,大声笑道:“别怕,我们把枪发给你们,你们把赤卫队组织起来。土豪们什么也不怕,惟一怕的是丢性命。枪是要他们的命的,有了枪他们就要怕你们!”然而,农民们心中仍有顾虑。对此,陈毅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革命初期农民胆小怕事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带领群众打土豪,让群众在斗争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提高觉悟,锻炼胆量。

随后,陈毅率领1纵队到了杰村。在杰村,陈毅召集群众大

 

 

 

 

 

会,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并带领群众砸开土豪的谷仓分发了谷物。同时,他还走访和接见了当地干部与农民群众。一天晚饭后,住在宝善堂的陈毅接见青年农民钟秀浪时,便启发教育这个青年农民起来带头革命,并答应给钟秀浪30条枪,帮他组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钟秀浪怕自己管不稳这些枪,便对陈毅说:“你们能不能留下一个红军先生教我们革命?”陈毅听后点头称赞道:“有道理,有道理!”离开杰村时,陈毅果然留下了一名叫钟正泉的红军干部,在杰村、里观、横江一带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吸收了钟秀浪入党。陈毅在五龙圩一带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成长。1930年初,杰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贫农团。杰村赤卫队奇袭了田迳谢木生靖卫团,缴获了一批武器,壮大了革命武装。革命火种迅速地燃遍社富、稠村、黄冈、五龙、成龙、九山、留龙、乐韶、黄龙、蟠龙等大村庄,随后在社富圩陈石发店号成立了中共上东区委员会和区苏维埃政府。

二、伍中豪率红43纵队在古龙冈发动群众

19294月中旬,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率红43纵队全体指战员从于都出发,经赣县江口首次来到兴国。毛泽东和3纵队党代表蔡协民率警卫排住在县城,其余则在纵队司令伍中豪率领下,继续前往兴国、于都、宁都三县边界的“龙聚三都” (古龙冈、江口、梅窖一带)发动群众。

在古龙冈一带,3纵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号召和领导当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当地建立赤卫队和红色政权,并对横行在这一地区的江百川靖卫团进行了打击。4月底,毛泽东率警卫排离开兴国县城,准备前往宁都青塘和朱德率领的红4军军部会合。路过古龙冈3纵队驻地时,毛泽东与3纵队的领导及分别已久的妻子贺子珍会合,听取了3纵队的工作汇报,并在陈奇涵的陪同下,借古龙冈集市的机会,在圩中一棵大樟树下,给工农群众作了报告,号召古龙冈地区的穷苦百姓起来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第三节    毛泽东首次来到兴国县城

 

19294月,前委书记毛泽东率前委警卫排、前委工作人员在兴国县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一、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制订《兴国县土地法》

为了帮助兴国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住地潋江书院文昌宫旁的崇圣祠,亲自主办了一期“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兴国的革命骨干肖华、陈奇涵、鄢日新、肖芳全、黄家煌、胡灿、肖能岩、肖能球、肖能龙、肖以佐、李春华、王癸林、胡炳田、谢汉昌、朱继丽、李嘉賨、李嘉根、李兰芬、李溥应、李修应、肖玉泉、肖芬全、蔡馥兰、黎庆云、谢益三等48人参加了培训,时间约一个星期。

毛泽东主要讲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以及工农政权、武装斗争问题,一共讲了3天。他亲自编印讲稿,课余还教学员唱革命歌曲:

“我是一工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家里多么贫。工厂去谋生,时间延长,工资减少到如今,一天到晚真辛苦,眼泪血汗都流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若不起来,永做奴隶;

我是一农民……

我是一士兵……”

训练班上,红43纵队党代表蔡协民讲了开展土地斗争的方法问题。参加讲课的还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陈奇涵、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谢云龙。这期训练班原定时间半个月,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学员就回到各地农村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参加学习的同志后来都成为兴国和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骨干。毛泽东也一直关心兴国的土地革命斗

 

 

 

 

争。1929年夏红4军到闽西后,他还写信给兴国县委,了解土地分配情况,后又专门就土地斗争问题作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

为了促进兴国县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是根据《井冈山土地法》的内容略加删节和修改而成的。但在内容上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这是土地没收对象上的一个重要变革。这样做,无疑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毛泽东称之为“一个原则性的改正”。在按语中他还说:“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1930年后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兴国县土地法》曾被油印成册,以红4军政治部名义公开发布,并在赣南、闽西各县到处张贴宣传,促进了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

 二、出席群众大会,开展调查研究

4军到达兴国后,兴国县党组织在县城鸡心岭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有工农革命群众、赤卫队员、红军部队共5000多人参加,其中大多数是鼎龙、永丰、江背、长冈、隆坪、上社、五里亭、埠头、高兴、龙沙等地区有组织的农民协会会员与赤卫队、游击队战士。与会者大都手擎彩旗、肩扛梭标、臂配袖章。会议由胡灿和陈奇涵主持,中共兴国县委书记李春华作了简短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当主持人胡灿介绍说:“这位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我们久闻大名的毛委员”时,会场顿时欢声雷动。毛泽东打着手势,说明人民群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和怎样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等问题。还用了许多生动比喻,举了不少事例来教育群众。他说:“革命靠谁呢?不靠天不靠地,全靠劳苦工农自己。”同时指出:“斗争必须发动群众,有了群众就有了力量”。他还用“打狗需得手中有

 

 

 

 

 

根棍子或有块石头”的道理,通俗地说明了闹革命必须掌握武器,建立武装。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有力地鼓舞了兴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在兴国期间,经常忙到深夜,白天大多是接待干部群众。在住地文昌宫,他接见了陈奇涵、胡灿、肖华等人。在潋江书院,他查阅了《兴国县志》和许多报刊、书籍,调查了解了兴国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及风土人情。鉴于毛泽东生活极为艰苦,陈奇涵、肖芳全、胡灿等人在潋江书院内请毛泽东吃兴国客家风味的蒸笼粉菜。面对圆圆的蒸笼(内盛米粉鲜鱼)和蒸笼周围摆着的四盘小菜,毛泽东即兴为之取了一个响亮高雅的名字——“四星望月”。

三、帮助修订《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

为了便于传播和记忆,毛泽东在兴国县城期间,还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修订简化为五条: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2)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地约;

3)取消国民党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4)建立地方武装——赤卫队和游击队;

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的革命政权。

毛泽东离开兴国入闽后,还给中共赣南特委及中共兴国县委来信指示工作。指出革命斗争中要慎重对待富农,“不要集中目标攻击富农,不要无条件反对富农”。这对兴国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节    25纵队的组建与

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县行政区划没有正式划定,没有另行统一建立政权组织。因此,各地农协就成了政府群团合一的组织。为了统一领导,曾在连片集中的地方成立革命委员会办事处。如19294月,在崇贤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第二办事处,主任刘师煌,负责领导崇贤、大龙、齐分、白石、黄土坳等地的农民协会。在石门坳成立了东一区农民协会, 由李行浪担任农协主席, 下辖7个乡:1(竹坝、狮陂)2(谢庄、澄龙)3(洛江、庄上、龟形、周岭)4(来源、养源)5(石门、长冈、燕子窝)6(牯岭、南门坪)7(筲箕、杨澄)1930年曾在龙沙设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西南办事处, 主任严昭沂。同年2月,在城冈、高兴、鼎龙、方太、莲塘、东村各区都先后建立革命委员会。

19296月,红4军和红24团都已离开赣南,转战外地。国民党军第12师张与仁35旅肖希贤部与36旅周至群部,先后进犯兴国、桥头、宁都等红色区域。敌人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摧残百姓,还强迫家家户户在自家门上张贴“打倒朱()(泽东)(文林)(起凤)”的标语,妄图一举摧毁兴()()()红色区域。

面对敌人的进攻,兴桥宁地区人民在党和红色政权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19296月,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兴桥宁行动委员会,陈奇涵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党政组织和革命武装,与敌人斗争,保卫红色区域。并迅速组建了地方红军部队——红25纵队。

6月,红25纵队在兴国县城冈的回龙村正式宣布成立。它是由兴国崇贤、高兴、城冈、莲塘、东村、官田等地革命武装和于都桥头、银

 

 

坑,宁都赖村、青塘等地游击队合编而成,由邱超群任纵队长,肖以佐任政治委员,肖正彦任参谋长, 蔡先文任军需长。纵队下辖4个大队,第12大队均为兴国地方武装,3大队是桥头、银坑地方武装,4大队为宁都地方武装。纵队部还设有直属特务排。全纵队约500人、350支枪。红25纵队担负起保卫兴桥宁红色根据地的任务,在兴、桥、宁地区与进犯之敌周旋游击。他们利用险峻的山势,熟悉的地形,灵活地打击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区转圈。当敌人进攻鼎龙时,他们转移到东村;敌人进攻城冈时,他们转移到崇贤;敌人进攻崇贤时,他们转移到枫边。敌人处处扑空,疲于奔命,常常被打得团团转。纵队成立后不久,就攻破了鼎龙石芫土围子,击毙了大土豪侯光鉴; 7月间,击毙了鼎龙靖卫团总蓝祥祺。这支队伍曾二下兴国城,一下宁都城,一度攻占龙冈、石马,声威大震,使敌军闻风丧胆。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退出兴国县城后,在枫边方坑遭敌包围。73夜,国民党军谢维信团一个营从南龙偷袭而来。敌军先是围捕赤卫队,后在枫边圩杨家丘河坝上,惨无人道地用五马分尸的毒辣手段,杀害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枫边分会主席方健雄、枫边赤卫队党代表兼石印支部书记欧阳科泉。红25纵队和地方武装与敌军展开激战,掩护县革命委员会机关突出重围,转入山区。战斗中,官田游击队长陈奇伦、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潘月英等10余人英勇牺牲。

敌军盘踞兴国期间,勾结各地靖卫团,肆意烧杀,无恶不作,许多革命者的家庭都遭到严重摧残。敌人抓捕不到革命者,便纵火烧房子。坝南陈奇涵、滩脑黄家煌、瑶冈脑胡灿、水沟子邹子邦、新圩鄢日新、大龙谢云龙等人的房子,都被敌人烧毁。东街肖以佐的房子因和居民连片,周围群众群起反抗,结果敌人把肖以佐家的门窗、楼板全部拆下和家具一起搬到河坝上焚烧。敌人到处悬赏捉拿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县革命委员会文化部长、《奋斗》周刊创办人之一、法国留学生陈发祥,613在高兴圩被敌张与仁部尹隆举团杀害。

 

 

 

国民党军张与仁旅长原属滇系军阀的部属,与兴国县陈奇涵在韶关讲武堂曾有过“同窗之谊”。然而张与仁对陈奇涵软硬兼施,一方面悬赏5000银元捉拿陈奇涵,另一方面又派人送信,以封官作诱饵对陈奇涵进行劝降。陈奇涵不为所动。

930 25纵队和兴国赤卫军近2000人,趁敌张与仁部退出兴国县之机,围攻县城数天,终于在103下午3时攻入城内,击毙兴国县靖卫团大队长陈大祥等40余人,缴枪30余支。国民党兴国县县长刘占元弃城逃往赣州。兴国赤卫军、少先队、红25纵队共万余人汇集雨坛脑举行祝捷大会,焚烧了田契地约,庆祝县城光复。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机关迁回县城办公,并于108发布《兴国县革命委员会为克复兴城告民众书》。后因受敌再度进攻威胁,革委会再迁城冈。

1018 25纵队与返回兴桥宁地区的红4团,在桥头伏击了国民党军3468团,毙伤敌人30多名,俘敌数名,缴获步枪60多支、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有力地打击了敌军。

192912月,受到兴桥宁红色区域军民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军队被调往闽西进攻红4军。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重返县城,迁驻背街肖宝春店,并整顿组织,筹建苏维埃政府。兴国人民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

 

 

第五节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一、赣南工作会议在兴国召开

1930269日,中共赣西特委、红4军前委和红5、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

 

 

 

 

 

委。 因赣南的代表未到会, 215,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兴国专门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中共赣南特委及赣南各县、区党的负责同志30余人,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刘士奇等,共约40余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陂头会议精神。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政治报告。会上“除同意联席会全部决议,关于赣南不同的情形亦有讨论”。

这次会议决定在于都成立中共南路行委,其任务主要是将革命斗争推向会昌、瑞金,其次是向赣州、大余方向推进,将赣南梅花形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打通与闽西和广东东江苏区的联系。

二、毛泽东指导兴国分田

19303月中旬,毛泽东率红4军和红6军一部来到兴国,住在潋江书院。在潋江书院,毛泽东接见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肖华,听取了肖华等少共县委干部的工作汇报;表扬了肖华等在动员青年当红军中所起的作用,教育肖华等青年干部要虚心学习革命理论,学习老同志的经验,要加强少共的自身建设,要当好党的助手。

在住地花厅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兴国县委、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对兴国暴动后没有及时领导群众分配土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今后凡是暴动过的地方,都必须立即着手分配土地,以便争取群众、发动群众。强调土地分配一是要“分”,二是要“快”。并对扩大红军、支援前线、进行土地革命等重要工作做了指示。尔后,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离开兴国,前往赣县楼梯岭,指挥部队游击赣州,并在赣南进行为期3个月的分兵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红军、扩大苏维埃区域。

三、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03月,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在县城背街陈家祠召开。大会代表200余人,皆由选举产生。会议由邱会培主持。在为期5天的会议中,新任县委书记刘经化作了政治报告,红6军政委陈毅作了“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

 

 

军事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主要讨论决定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1)选举产生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划分行政区域;

(2)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特别是要消灭“五七坊”白色据点,以壮大红色区域,发展革命势力;

(3)制订颁布和贯彻实施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

(4)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5)继续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和扩大红军。

大会选举产生了肖能岩、余石生、黄家煌等51位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泥水工人肖能岩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隶属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南路办事处,辖11个区64个乡。县苏组织机构分设有秘书、总务两处,土地、军事、财政、劳动、裁判、文化、妇女等7部。

大会讨论通过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以及有关收缴反动武装、发展革命武装和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法令法规。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工农民主政权的诞生。从此,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和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全力以赴投入革命战争。

 

 

 

 

 

 

 

 

 

 

 

 

 

第四章

 土地革命的深入与苏区的赤化斗争

 

第一节   3月分田

 

   一、革命初期的分田斗争

   土地革命前,兴国有20余万人口,大多以姓氏聚集而居。占人口6%7%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80%,且多为肥田沃土;而占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只占20%的土地。农民没有土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佃农、贫农耕作,每亩收租率达三成、四成、五成甚至六成。地租越重,农民越穷,各种高利贷剥削越厉害。此外,贪官污吏还设立各种捐税,如人头税、屠宰税、庙宇捐、公益捐、门户捐、壮丁捐等等。许多农民在债利盘剥之下被迫卖妻卖屋卖儿女,甚至沦为乞丐。

农民头上三把刀,

租重利恶税捐高,

剥了皮来又割肉,

骨头熬出四两膏。

   这首民谣就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封建宗法势力的桎梏下,在高租重利、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土地日益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因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首要任务。

  兴国的土地革命,自始至终得到毛泽东的密切关注和直接指导。19294月,毛泽东率领红4军来到兴国,亲自制订《兴国县

 

 

 

 

土地法》,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为兴国开展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培养了骨干。

   同年78月间,中共兴桥宁永行动委员会在城冈陈家寨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制订了《兴国县土地法》的实施计划。但为了对付敌人、应付战争,仅在城冈、鼎龙等局部地区开始了冬季分田工作。采取的办法是以“原耕近地”为基础,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1929年冬,县革命委员会在鸡心岭召开万人大会,庆祝光复县城。会上,烧毁了各地收缴上来的田契地约,通过了土地分配的办法和时间。从此,廖溪、龙沙等地的农民敢于面对面地向地主、土豪提出要求或抗议,索回各种文书契约。各地农民协会也敢于公开领导农民起来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

   192912月,城冈、鼎龙、东村、崇贤、方太等地已经分田。但因没有划分阶级,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只是采取由农协插牌指定田块的办法,分田不彻底。甚至有些胆小怕事的农民还暗中把土地送还原主。

   二、3月分田

   19303月,第一次全面分田运动在全县展开。此次分田的依据,一是陂头会议和赣南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毛泽东对土地分配作出的“一要分,二要快”的指示;二是毛泽东率军攻打赣州路过兴国检查分田情形时,批评了县委在建立政权后达一年之久仍迟迟不分田地的错误;三是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成立了县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这次分田,明确规定了土地分配细则,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了全县11个区64个乡的土地分配工作。除“龙聚三都”“五七坊”等少数尚未赤化的地区未分田外,全县大部分地区都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

  此次分田,一般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具体做法和步骤大致如下:

  第一步: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开展土地斗争的重大意义和苏维

 

 

 

 

埃政府关于土地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要求。

   第二步:由群众民主选举出办事公道的土地委员,成立以贫农为骨干的分田委员会,具体领导分田工作。

   第三步:由具体承担土地分配工作的工作人员对全乡()的人口、土地数量和地名逐户调查、登记、核实,统计出全乡()人口、土地面积总数,然后,计算出全乡()每人平均分田的数量。

   第四步:乡()政府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报告调查土地的结果。然后,由分田工作人员按照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原则,算出每户要“进”要“出”的田数和地点,造册登记。

   第五步:将土地分配结果发榜公布,并在田中插上分田牌,分田牌上写上户主姓名、田块名称和土地面积。

    这次分田,由于缺乏经验,还存在许多缺点。

   1、多数地方没有划分阶级,对应该团结、依靠或分化孤立的对象不够明确,以致让一些地主、富农钻了空子,有的漏划,有的混入革命队伍中。

   2、没有建立贫农团核心组织以领导分田,又未真正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因而土地斗争领导权并非全为贫雇农所掌握。如城冈地区有好几个干部是富农分子,龙沙土地委员会为富农操纵,他们把坏田抽出,好田补进,利用职权,包庇地主、富农。

   3、以原耕近地为基础,往往造成村与村之间在土地所有权上争执不下,影响了分田的顺利进行。

   4、时间仓促。如东北特区委指示鼎龙区在3天之内把田分完。一般地区也只进行了10天左右就已结束,草率匆忙,不可能细致地进行。

 

 

 

 

 

 

 

 

 

第二节    8月分田与《兴国调查》

 

   一、毛泽东指导兴国8月分田

   19307月,毛泽东、朱德率红1军团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途经兴国,住在县城胡屋巷。在兴国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县委、县苏干部会议,听取了武装斗争和分田情况的汇报。他向兴国介绍了闽西“南阳会议”精神,强调“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指示兴国进行第二次分田,以纠正3月分田的偏差。

   8月, 全县开始第二次分田。这次分田,吸取3月分田的经验教训,首先建立了由贫雇农组成的领导分田的核心组织——贫农团,具体领导分田工作,并全面划分阶级成份。划分标准是:

   地主——不劳动专靠收租吃饭;

   富农——人均占有土地超过两人土地量的(同时区分反动富农和反水富农)

   高利贷——放债为生,经济剥削为主;

   富裕中农——人均土地超过半份,自己不剥削人,但比中农强;

   中农——土地稍微要补进,自己能耕作,生活过得去;

   贫农——稍有土地,生活贫困;

   雇农——专做长工,没有土地;

   流氓——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赌棍;

   烟痞——专抽鸦片烟,无正当职业。

   这次分田,实行以乡为单位,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抽肥补瘦,避免了田多的村不肯“出”给田少的村,以及各村各户所分土地不均的现象。同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对阶级成份一次划定。师傅、老板不分田,手工业者分全田,游民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习始得

 

 

分田。为了拥军优属,每乡还留有红军公田,由代耕队耕作。

   由于充分依靠和发动了群众,8月分田比较彻底和公平合理。全县共有土地1473197担谷田,每人分得数最多的8.5担、最少的4担,一般为6担。同时,对山塘、水塘、岭土、森林、房屋、农具、耕牛也作了调整分配。

   这次分田,充分体现了公平、均匀的原则,团结多数,打击少数,群众满意。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在总结江西的土地斗争情形时,深有感触地说,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上创造了一条好经验,就是从实际田亩产量出发,以实收“谷担”为单位,取代好歹不分的“田亩”面积丈量法,准确地反映了土质好坏优劣,简便地体现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同时,实行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分田制或全面分配制,手工业者多为耕田务农,实行分全田,有利于团结广大革命群众。

    二、毛泽东作《兴国调查》

   193010月,为了解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推动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新余罗坊召集红军队伍中来自兴国县永丰区的傅济庭、雷汉香、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陈北平、黄大春等8个农民,对土地斗争情况进行调查,史称“兴国调查”。毛泽东称永丰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情况也都相差不远”。

   调查以座谈会形式进行,毛泽东就8个家庭的基本情况、本区旧有土地关系、斗争中的各阶级、现在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税、苏维埃、农村军事化等7个方面,向8个农民作了整整一星期的详细调查。

   调查一开始,毛泽东一一过问了各自的姓名、年龄、成份、职务、文化、家庭人口和家中田地、山林、欠不欠债等问题,问他们此次出发来了多少人,大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当红军。温奉章等8人逐一作了回答,说来了8个连,都在预备队;都是自愿报名参军的,

 

 

 

 

而且投机分子一概不要,即使报了名也要其退出,坏人出钱也买不到当红军的资格。听到这些,毛泽东哈哈大笑。

   谈话气氛轻松,像是谈天拉家常。调查中,毛泽东以永丰区作典型,对根据地各阶级在土地革命前、土地革命中、土地革命后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生产生活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和表现,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当调查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情形时,温奉章历数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种种苦楚,“向地主借谷一担,一年过后要还三箩”。毛泽东说“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只有靠革命来解决”。

   毛泽东还调查了各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在《兴国调查》后记中,毛泽东称“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作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完全的。”但是,由于敌人开始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红军决定“诱敌深入”,调查只好提前结束。毛泽东说“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的状况,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

   毛泽东通过“兴国调查”,剖析了农村社会各阶级,了解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思想动向和实际表现,进一步明确了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为各级苏维埃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找到了可靠的依据,从而引导了土地革命朝正确道路深入发展。在1941年发表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40%, 富农占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总计地主富农占有土地80%,中农、贫农只占有土地20%……因此得

 

 

 

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的人民拥护和赞助的。”

   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检查了土地斗争的政策,发现和纠正了土地斗争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如,毛泽东指出“手工业工人不应分半田,而应分得与农民同等数量的土地。”“本钱在50元以下的商店,受到严重打击,是当地过左政策结果,应当予以纠正。”在调查中,毛泽东还发现革命初期政府工作人员的四种弊病。其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群众前来办事,政府人员欢喜则答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其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给贫农,拿了去卖钱。有钱的人才买得到,雇农及贫苦农民当然无份。其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工作的取舍不当,“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她。”其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算,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毛泽东指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第三节   赤化兴国的斗争

 

   19303月,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赤化全县,巩固政权,扫清“龙聚三都”“五七坊”最后两个白色据点的任务,摆上了党政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

    一、 陈毅训练地方武装

   4军离开兴国攻打赣州时,陈毅率领的红62纵队则留在兴国进行扩大工农武装、赤化兴国的工作。陈毅把训练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召集红25纵队、兴国各个区的游击队干部和兴国地方党政领导,在县城十字街邱家祠

 

 

 

举办地方武装训练班。

   训练班上,陈毅讲授了在革命战争中如何做好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工作。他强调政治宣传工作要有原则性和纪律性,并以事例来说明。比如,有人唱道“起根发苗闹革命,好得领头段起凤”,他说段固然是赣西南农民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但革命的真正领导人是共产党、毛泽东,段原是绿林好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他哪能参加革命?应该把歌词改为“起根发苗闹革命,领袖就是毛泽东”。有的标语把“打倒国民党”写成“打倒国民犭党  ”,他说:“革命不是骂街,党字旁加个‘犭’的写法是错误的。这个‘犭党 ’字群众认不到,字典查不到,真叫人费解。本想污辱敌人,反而污辱了我们祖先创造的汉字。”他强调,这样的政治宣传不严肃,必须予以纠正。

   训练班为期7天,参加者达150余人。期间,陈毅还在雨坛脑山坡上指挥训练了红25纵队、赤卫队、少先队、红军预备队、独立营等地方武装,并举行兴国地方武装会师检阅大会。当看到一支支队伍动作整齐划一、阵容威武雄壮,战士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时,陈毅称赞兴国的地方武装“俨然纪律之师”。检阅会上,陈毅给大家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江西红军独立24团已编入红6军。兴国的地方武装一方面要保卫红色政权,一方面要加强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参加红军。兴国应成为扩大红军之乡。”

    二、攻打龙聚三都

   兴国东北部的古龙冈、梅窖、三僚等地,毗邻于都、宁都、永丰三县,有着顽固的封建势力,一直被封建头目操纵控制,堡垒森严,古称“龙聚三都”。这一地区的反动势力很早就组建了靖卫团,主要头目有江百川、江学雄等,与东村、莲塘、忠田、樟木等地农民赤卫队形成“赤白对峙”局面。

   在拔除古龙冈地区白色据点的战斗中,攻打蜈蚣山的战斗较为艰苦,历时较长。蜈蚣山地处莲塘、良村、古龙冈三地中心,能否赤化蜈蚣山,直接影响这三个区乡的赤化,进而影响永丰、宁都、于

 

 

 

都、兴国四县赤化区的集中连片。1930年春,兴于赤卫队在钟声楼、朱学玖等人领导下,兵分三路攻打蜈蚣山,但因只是罚款缴枪,没有捉拿处置豪绅地主,而未能彻底攻克。

19312月,毛泽东专门起草了一份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布的文件《争取三都七堡的意义和工作方法》。19313月,陈毅率领红3军第8师,在兴国独立营和兴于两县赤卫大队的配合下,第二次攻打蜈蚣山。良村、岭下、莲塘、南坑、君埠赤卫队分别从蜡烛岽、百丈寨、竹岭、天心寨、风车纽向蜈蚣山进攻,红军正规部队从亩南方向进攻,形成四面包围之势。战斗中,陈毅考虑到这个封建堡垒与别处不同,老百姓都是受欺骗受蒙蔽被迫参加团丁的,心中并无意敌视红军,因此,他强调采取说服政策,要他们放下武器缴枪投降,规定部队不准开枪放炮伤害百姓,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对方顽固不化,还开枪打死进村宣传的红军代表。于是,陈毅下令开炮进行火力攻击。一发迫击炮弹打进村中,封建族长李会纯打起白旗举手投降。红军部队乘胜进击,势如破竹,古龙冈、梅窖、三僚地区白色据点全部被消灭。

   1931年3月3,彭德怀、 滕代远、袁国平率领红3军团进驻古龙冈,发动群众成立贫农团,建立了古龙冈苏维埃政府,管辖古龙冈、万溪、黄塘、江湖、营前、寨上、椰源、油桐、大仚9个乡。古龙冈地区赤化后,县苏维埃政府的派出机构——东乡办事处在古龙冈圩成立,管辖古龙冈、江口、梅窖3个区苏维埃政府。金维映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东乡办事处主任。19321月,胜利县苏维埃政府在于都平安寨成立,古龙冈、江口、梅窖、樟木以及江背、东村部分地区划归胜利县管辖,撤销东乡办事处。

    三、扫平“五七坊”

   “五七坊”,是指赣县东北边境和兴国南部边境接壤的封建堡垒区域的总称。“五坊”指鹭溪、纸帮、黄溪、渡头、葛湖等5个村庄,“七坊”指稠村、桂江、山溪、上埠、古茂、黄冈、里源等7个村庄。

 

 

 

这一区域由于宗族观念甚浓,豪绅地主纠集地痞流氓,组建了地主武装靖卫团。靖卫团设有常备军和民团两套人马,他们私造枪炮,私设法庭,强迫老百姓加入靖卫团,否则以“通匪罪”格杀勿论。

   “五七坊”的反动派不时袭扰苏区,且在稠村设立“剿匪办事处”,对社富、杰村一带革命群众及其家属进行凶残野蛮的迫害,牵牛挑谷、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五七坊”成了苏区边界最顽固的土围子。

   赤化“五七坊”的斗争,历时数年。1929年,兴国西南区赤卫队就几度赤化“五七坊”部分地区。1930年,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成立长山办事处,组建东防指挥部,调动东1区赤卫队,专门对付“五七坊”的反动派。19309月,全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把攻克“五七坊”作为主要议程加以讨论。斗争过程中,杰村、龙口、江背、社富等地游击队发挥了主导骨干作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经过九山大捷、棍梓坪伏击战、含田巧战、横水口夹击战、横溪围歼战等一系列战斗后,19301028,杰村、龙沙等区赤卫队、少先队,配合陈毅率领的红22军攻克了“五坊” 。

   1931年7月5,红38师和兴国地方武装,摧毁了靖卫团多年盘踞的巢穴,兴国最后一个白色据点“七坊”被赤化。同时,在上东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后改为社富区苏维埃政府)。自此,兴国实现了全县赤化。

 

 

 

 

 

 

 

 

 

 

 

 

第五章

  兴国人民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

 

第一节  在反“围剿”中壮大的

兴国革命武装

 

    从城乡农民暴动开始,兴国地方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在打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巩固红色阵地过程中,兴国革命武装迅猛壮大,其战斗力也大大增强。

    一、兴国新编第1师与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在五打赣州、九攻吉安的战斗中,兴国人民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和战斗勇气。为了参加战斗,4月,兴国县成立了红色警卫营,辖3个连,共400余人,营长吕德贤。

   8月,为了配合红军攻打赣州,在县城文昌宫成立了兴()()()攻赣总指挥部(11月改称为东河指挥部),统一指挥兴国、于都、赣县的地方武装攻打赣州。

   10月,攻克吉安后,兴国红色警卫营被编入红37师。中共赣西南特委将兴国的赤卫队、少先队中的精壮勇敢分子,编为兴国新编第1师,共1200人,辖3个团。师长吕宾,政治委员鄢日新,参谋长吕德贤。

1011月,兴国新编第1师先后配合红22军和红35军攻打赣州。在攻打赣州的战斗中,为赤化赣州附近白色区域,斩断赣州敌人羽翼,东河指挥部命令兴国新编第1师沿赣江直下,拔除赣县

 

 

 

白色据点太湖江之敌;于都新编第22个团沿赣江直上,牵制和攻打信丰守敌;赣县新编第31个团驻守赣江东岸,警戒赣州之敌,2个团深入赣县东部,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红22军则游击南康、信丰、上犹和赣县。在战斗中,兴国新编第11团消灭了赣县太湖江、湖江面守望团,缴枪200余支,消灭了马昆旅1个营和逃到赣县的兴国靖卫团1大队部分敌人。

   12月初的一天,兴国新编第11团获得情报,说敌人进犯湖江面,于是决定:兵分三路于午饭前赶到湖江面街内,3连和团部驻圩内,12连警戒圩外,4连驻左翼山坡,5连驻右翼。不料,狡诈的敌人化装成农民,挑着几百斤猪肉,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前来“慰劳红军”。为了达到里应外合的目的,敌人事先在圩内一家药店里埋伏着一支武装便衣队,并在河边芦苇丛中隐藏一个营的兵力。正当各连在吃着“慰劳队”送来的猪肉宴时,敌人突然发起袭击。团部和3连被围,处境十分危险。由于4连占领了制高点,阻击了伏兵进攻圩内。接着,3连又派出一个排,包抄敌人后路。战斗打响后,12连迅速增援。经过三次反冲锋,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0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由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5日,鲁涤平在南昌发布总攻击令。1216,各路“进剿”军已经深入中央苏区中心区域。以蒋光鼐为总指挥的敌19路军60(师长蔡廷锴,辖6个团)61(师长戴戟,辖7个团)78师,经江西萍乡,分别向万安、泰和推进。20日,敌60师进至万安西岸,敌61师到达泰和附近后,敌19路军以78师留守泰和,60师、61师继续向苏区腹地进犯。60师开往赣州,从赣州转向北进,配合从泰和南下的61师,形成南北夹击兴国的态势。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兴国新编第1师与于都新编第2师、赣县新编第3师一道,奉命陈兵于赣州通往兴国的咽喉要道——赣县江口、茅店、太湖江、湖江面一带,防御与抗击准备侵犯兴国的国

 

 

民党军60师。新编第11团为先锋团,奉令在赣县水东阻击敌人。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阻击敌人。通过破坏交通、拆毁桥梁、深挖陷阱、扼守关隘、迂回袭击等办法,进行扰敌、堵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截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狠狠打击敌人,迫使蔡廷锴师推迟20多天直至19311月上旬才从赣州进抵兴国;戴戟师也仅比蔡师早十来天从泰和进占兴国。

   国民党19路军窜入兴国后,军部和61师占据县城;60师侵占坝南、埠头、上社、鼎龙、城冈等乡村后,进占县城。兴国人民贯彻“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开展群众性的坚壁清野工作,敌人得到的县城是一座空城。孤守县城的国民党60师、61师不得不靠飞机空投粮食借以苟延残喘。

   面对敌人的进犯,兴国县行委重新组建红色警卫营,并配合留守兴国的主力红军,在长冈石门坳、鼎龙杨村等地发起攻击,袭扰敌人。敌19路军60师、61师处处受阻,进退维谷,直至龙冈战斗结束,始终未能向东固、南龙的国民党军靠拢。

   12月21,红1方面军集结宁都黄陂、小布,派出红1235师活动于兴国东北的约溪,监视西面敌人。25日,在赣县青溪的兴国新编第1师,接到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新编第1师配合红军主力作战,26日晚8时务必赶到兴国城冈的白石驻防待命。接到命令后,全师1200余人在师长吕宾、政委鄢日新和参谋长吕德贤率领下,日夜兼程,经白露、永丰、隆坪、高兴、方太,按时到达城冈,受到等候在此的红军领导人陈毅、罗荣桓的表扬,称赞他们是“快脚将军”。刚到目的地,红1方面军总部就命令他们作好战斗准备,阻击来自兴国城的增援之敌。27日,国民党军张辉瓒师一边在东固烧房子,一边派先头部队进入南龙,并向兴国枫边方向作试探性进攻。兴国新编第1师又奉命抵达良村约溪待命。30日,枫边方向枪声大作,敌张辉瓒师缩回龙冈,被我红军主力层层包围。夜深时,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兴国新编第1师开回石印、白石一带,阻截龙冈之役往兴国方向逃遁之敌。与此同时,红35师也奉

 

 

 

命插至南龙和龙冈的敌人之间,配合红12军主力攻打龙冈,向南龙方向警戒。兴国新编第1师则在石印摆开阵势,向北警戒,阻击南逃之敌;向南警戒,阻击北援之敌,从而保障龙冈战斗的彻底胜利,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吓得国民党谭道源师掉头向东韶逃窜,许克祥师向头陂逃跑。红军乘胜追击,歼灭谭师过半。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说到:“我在龙冈方向已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千余人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这个独立师指的就是兴国新编第1师。

    1931年1月10,兴国新编第11团编入红3军,23团编入红12军。从此,兴国新编第1师官兵踏上了新的征程。

    二、兴国独立团与第二次反“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在城冈确定

   19314月,不甘心“围剿”失败的蒋介石,重新部署20万兵力,在西起赣江东岸,东至福建建宁的七百里漫长战线上,布下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犯,在要不要打和怎么样打的重大问题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在宁都黄陂、青塘和兴国古龙冈、城冈,以至到达东固坳上,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广泛开展讨论。

   4月下旬,毛泽东率红1方面军总部从宁都青塘进入城冈,在城冈一片小松林中召开军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计划。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必须先打敌王金钰部和不能“分兵退敌”的理由。经过激烈讨论,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最终确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将队伍开往东固山区。

    ()兴国独立团顽强牵敌,有力地支援第二次反“围剿”

41,国民党“进剿”军总指挥何应钦下达总攻击令,命令各路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根据地腹地大举进攻。为打破敌人的“围剿”,兴国县委提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二次‘围剿’,争取回家莳

 

田”的口号,组织起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赤卫队,随调随动,不时给敌人以武装袭击。于是,潋江两岸的崇山峻岭、河堤水沟、屋场村庄,甚至果园菜地,到处埋伏着三五成群的兴国地方武装,专门对付进入兴国的国民党军。特别是兴国独立团在团长邹文模、政委李介思领导下,顽强阻击,牵制敌人,支援第二次反“围剿”。

    4月上旬,敌19路军60师进入兴国到达江背、城冈等地。11日,又集中各部向北“清剿”,企图占领崇贤圩。兴国独立团1000多名战士分驻高兴、崇贤一线,与红1235师一道阻击敌人。敌人未能占领崇贤圩。53,敌19路军一部由城冈北进,与国民党第28师同时“进剿”紫瑶山之楼梯岭,遭到兴国独立团等兴国地方武装的顽强阻击。11日,敌19路军604个旅北进高兴、方太、崇贤、老营盘,企图增援敌主力右路军王金钰部公秉藩师进攻东固。由于兴国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和红军处处阻击牵制敌人,敌19路军增援行动连连受挫。16日,红1方面军在东固的白云山下一举歼灭敌公秉藩第28师,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接着,红军连续取得富田、白沙、中村三次大捷,共歼敌1万余人,缴枪5000多支。月底,敌19路军撤回兴国。29日,敌军从兴国逃往赣州。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第二节    兴国人民与第三次反“围剿”

 

    一、蒋介石亲自上阵

    国民党军两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193167,蒋介石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告全国将士书》,杀气腾腾地宣称他即日将亲赴江西“剿共”,如若失败,他将“舍命疆场”或“解甲归田”,并设立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简称南昌行营)

    6月22,蒋介石抵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兼行营党政委员会委

员长。当晚,他召集一批重要头目,进行“围剿”部署。调集23个师又2个独立旅,约30万人马。分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左翼7个师由何应钦兼总司令,从南城方面向苏区进攻;右翼7个师由陈铭枢任总司令。从永丰、吉安、乐安、赣州方向进攻苏区。另以1个师和1个攻城旅组成总预备队,位于临川。还有8个师又2个旅担任后方守备并防堵红军东进。同时配备5个队的空军分驻南昌、樟树、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在战术上,改变第二次“围剿”“步步为营”的策略,采取所谓“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妄图乘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后,未休整补充之前,迫使红军主力决战。先打败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逐次“清剿”。

    为配合军事进攻,蒋介石还推行政治“围剿”策略,在“围剿”军中实行严酷的“连坐法”: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长先退者,杀无赦。以此类推。同时,发布《训县长书》,宣布凡“闻警弃城,希图苟全性命,则一经拿获,必处极刑”;发布《告江西各界同胞书》《剿匪期内行政人员奖惩条例》等一批反动文告。并把亲笔所书的劝降信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苏区内抛撒,招降纳叛,蛊惑人心。

    更有甚者,他还用“离间计”,挑拨红军内部关系,企图分裂红军。6月初,他委任红3军军长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派遣黄公略同父异母的大哥黄梅庄带着蒋介石、黄汉湘的劝降信潜入苏区策反黄公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彭德怀拿获并断然处决了黄梅庄。蒋介石只得懊丧地撤销“宣抚使”,再不敢对红军抱此幻想。

    7月1,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总攻命令,督促各路部队“长驱直入”,妄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赣南。

    二、 苏区军民紧张准备反“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红1方面军总前委高瞻远瞩,预料到蒋介石不会甘心失败,必将很快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便立即着手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1931年6月2,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建宁召开第6次会议,讨论在

闽赣边分兵活动的计划。会议决定以赣南为中心,部署向北、向南、向西三期发展计划,重点完成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和筹集粮款,积极开展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第一期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促使两广军阀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江西南部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赣西发展,打通湘赣苏区联系。会议还决定,地方工作要完成4项任务:(1)建立游击队;(2)领导群众分田;(3)建立苏维埃政权;(4)建立党团组织。红军内部要完成3项任务:(1)筹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费115万元;(2)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及党团工作的训练;(3)争取扩大3万名新战士。

   6月上旬,红1方面军主力按照第一期计划分头进入指定区域开展工作。其中红35军回到瑞金,接应由闽西运来的物资并维护闽赣交通线。2022日,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南丰县康都圩召开第1次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作出了“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的判断。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二次战争之后有许多重要问题要待解决,中心工作为准备三期(战争)胜利。”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向闽西北发展、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和筹款的主张,作出了加速做好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尤其是兴国和于北区工作的决定,准备好第三次反“围剿”战场。会后,各军纷纷向闽西北转移,红1方面军总部驻建宁城居中指挥。

   为做好赣南工作,红1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将红378两师调至于都、赣县边界,消灭盘踞在“七坊”和于北区马安石一带土围内的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巩固苏区。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苏区的党组织作了调整。6月中旬,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以东苏区分别成立中共赣南、赣东和永吉泰3个特委。同时撤销中共兴国县委,成立中共兴国中心县委。陈毅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兼兴国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兴国、于都、赣县等县委及于北区委,特委机关设兴国。赣江以西苏区和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王首道任书记。为使赣南地方武装更好地配合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红1方面

 

 

 

军总前委提议并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在红3军军委和赣南特委之上,成立了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陈毅任书记,统一领导红3军和赣南各县的工作。同时,将各县的地方武装分别编成红军独立第4、第5、第6师。于是,于都独立团和兴国独立团合编成独立第6(又称赣南独立师),由李介思任师长,黄达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颁发了《给兴、于、赣、万、泰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训令》,规定:凡有红军的地方,地方武装应自动接受红军的指挥,统一作战;没有红军的地方,地方武装应联合几乡的队伍协同作战。

   7月4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第1号训令《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工作》,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召开群众大会,红军各军召集军或师的全体誓师大会,做好宣传鼓动工作;立即动员群众,把白军从前做的工事,完全毁坏荡平,白军遗弃各地的枪炮子弹,加紧收集;加紧破坏敌军必经之地的道路桥梁,做好坚壁清野,多派侦探侦察敌军动态,及时报告红军。

   7月上中旬, 苏区中央局连续发布了《动员准备三次战争问题》和《争取三次战争胜利的宣传大纲》,指出“第三次战争就要很快爆发了!”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准备反“围剿”的七项紧急工作:

   (1)召集群众大会,作好反“围剿”的政治宣传鼓动和具体工作布置;

   (2)整顿地方武装,成立新的独立师团,整顿游击队,并加强其政治、军事训练;

   (3)彻底肃清潜伏在苏区各级组织中的AB团反革命分子;

   (4)实行赤色戒严,特别是边界更为重要;

   (5)重新整顿赤卫军、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群众参战组织;

   (6)立即实行坚壁清野工作,边区尤应如此,注意边区的秘密工作,以便依靠群众和红军的配合消灭敌人;

   (7)准备与组织好战场的清扫工作。

   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县以及赣西的吉安、永丰、泰和、万安等县,都为反“围剿”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发布了“坚壁清野”的命令,各地群众转移牲畜家禽,埋藏粮食、用具,甚至将煮

饭的锅、碾米的砻碓等一切生活用品都隐藏起来,连水井也填掉,达到疲敌、饿敌、盲敌的目的。

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兴国人民全力以赴,作出了许多贡献。早在6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就发布了苏字第1号紧急通知,“为迎接三期战争”对行政区划作了重新调整。同时,在全县范围内,普遍组织了慰劳队、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洗衣队、掩护队、掩埋队,并在沿途设有招呼站、茶水站、红色饭店、招待站、慰劳站,准备好茶饭和果点,让红军随到随吃。时任红军团政委的李志民,解放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描述兴国人民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情景。他写道:“经过十来天的行军,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老根据地——兴国。到了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招待我们。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歌,一面对战士们扇起风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他们东翻西搜,连战士们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封锁消息,实行赤色戒严。担架队组织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而国民党军则是另外一番感触。一名国民党军官在永丰县写给武汉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他们的战略是坚壁清野,就是叫老百姓将粮食一律搬上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发生粮食的恐慌。”县城郊区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李美群,对白军的兵运工作更是卓有成效。她组织坝南、洪门一带妇女赤卫队员,成立了“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她经常讲解做士兵运动的意义,消除姐妹们怕与白军士兵接近的心理。她带领姐妹们扮成做小买卖的小贩,一手提着盛满米粉鱼、油炸花生、米果的竹篮子,一手提着酒壶,大大方方地走进县城,穿街过巷,高声叫卖。看到一个个馋涎欲滴

 

的白军士兵,李美群高声喊道:“酒酿好甜,米果新鲜,先生想吃,会让价钱!”白军士兵说:“吃是想吃,可惜没钱!”“拿东西换也可以。”“表嫂子,我们只有子弹,你们要不要?”李美群装着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们拿弹壳作废铜卖,拿枪药作花炮子给伢子耍。”就这样,赤卫队员与白军士兵暗地里做成了这种“果弹交换,两不吃亏”的交易。只要能换取子弹,赤卫队赚钱蚀本全不计较,收集了大量的弹药。

 

第三节   主力红军回师兴国,

莲塘战斗首战告捷

 

    一、反“围剿”战略方针的确定

   第三次反“围剿”战略总方针,在6201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上已经确定,继续采取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部来打,利用苏区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避敌主力,选择敌人较弱的一路首先击破,然后将敌人各个击破。

战略方针确定了,但战场选择在哪?最初,毛泽东提出了“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的设想,并因此派红12军、红3军、红35军在这一带工作,发动群众,巩固政权。随着红1方面军主力转移到闽西北工作和筹款,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又在628给“以栗裕、谭震林同志的信”中谈到闽西北“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应造成新的战场”,设想“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各个附近打”。但在闽赣边布置战场的构想,必须在有较长时期争取群众和建立巩固的政权之后,才能实现。因为闽赣边是新苏区,“人民这个条件”比较差。考虑到“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当敌人从抚州向闽赣边厚集兵力,急欲与红军决战时,为了让敌人进一步疲惫失误,总前委放弃了在闽赣边布置战场的设

 

想,决定绕道千里,返回苏区腹地,把敌人诱入赣南底部,使之无用武之地。

    二、主力红军千里回师

   1931年7月12,在闽西北分散筹款的红1方面军主力,按照总前委的部署,撤离工作区域,从建宁出发,冒着酷暑,实行战略退却,千里回师赣南。

   14日,部队经石城退至瑞金壬田寨。毛泽东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退却终点。会议认为,敌人来势汹汹,长驱直入,我军应让敌人主力继续深入到赣南的底部。而红军主力则避开敌人锋芒,转移到苏区西北端的兴国县,向北反攻,打击敌人后方的空虚之处。会议确定退却终点选定在兴国和于北苏区。22日,红1方面军总部率红3军团、红4军、红12军抵达于北的银坑、桥头地区,与原在瑞金、于都活动的红3军主力、红35军以及奉中央局命令从赣西而来的红7军和红20军会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军委在于北平安寨撤销红20军番号,将其编入红7军,红7军划归红3军团指挥。

   正当红1方面军会师桥头地区时,敌“进剿”军主力、蒋介石嫡系罗卓英第11师和陈诚第14师,骄妄冒进,22日从宁都分两路出发,一路经青塘进至古龙冈,一路经油树坪进至赖村,企图从桥头和平安寨夹击红军主力。24日晚,红1方面军总部在银坑牛角塘发布“准备歼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的命令,决定在赖村至平安寨之间的葛坳地区设伏,先击破由赖村进攻的敌陈诚第14师,然后乘胜追歼,歼灭由古龙冈开往桥头的罗卓英第11师。25日,红1方面军严阵以待,在葛坳设下三面埋伏。不料,陈诚突然接到开往富田、固陂的电令,逃脱了被歼命运。

   葛坳伏击不成,红1方面军主力继续按原计划向兴国退却。727,方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退到兴国城附近。28日,红1方面军集中在兴国城北30里的高兴地区,完成了回师集结的战略退却任务。全方面军31633人,18355支枪,26门炮,在高兴地区攥成了一个铁拳。

   1方面军总部在高兴圩得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急进,富田、陂头以

 

 

东敌后方联络线防守较为薄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会议,确定了反攻作战的第1个方案,即“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惫,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731,红1方面军总部在高兴圩发布“准备攻击富田、新安的命令”。当晚,红军各部秘密取道老营盘、沙村北上。苏区中央局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王盛荣等则转入高兴附近的长龙山区深山峡谷中隐蔽驻扎。红35军留在兴国县城南地区掩护主力北上。

   8月1晚,红1方面军进入沙村、固陂,发现国民党军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赶到富田,正在抢修工事。敌情骤变,是打还是不打?总前委在沙村紧急研究,决定放弃富田的有准备之敌不打,重返高兴待机歼敌。

   8月3 敌蔡廷锴部经崇贤向高兴圩搜索,摆出攻击高兴圩的架势。4日,红1方面军让出高兴圩,在附近三面设伏,不料这股敌人发现红军后就龟缩不前。

   此时,仅剩高兴圩及其附近几十里的地区可供红1方面军集结。南面30里的兴国城、东面30里的崇贤圩以及北面的沙村均被敌人占领,东、南、北三面受敌,西面又是赣江,形势十分危急。总前委在高兴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方针,挥师向兴国东部的莲塘、良村转移,向敌人弧形包围的中间攻击。而敌人中路恰恰是“围剿”军中最弱的上官云相第3路进击军。

    三、莲塘战斗首战告捷

   8月5晚, 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1方面军3万余人,冒着倾盆大雨,摸黑从高兴出发,悄然行进,一夜间穿越敌蔡廷锴与赵观涛两师之间20公里间隙地带,拂晓时转移到莲塘附近山头隐蔽休息。

86,国民党第3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命令郝梦龄54师向城冈和兴国县城方向搜索,47师谭子钧旅向良村以南的莲塘搜索。上午,谭子钧旅因受尖兵“前面无敌”情报的误导,壮胆南进,仅受到地方赤

 

 

卫队零星枪声的骚扰。中午,进入了高山夹峙、中间一条小河的狭长山谷十万洲。红3军团第1 师师长李实行前往罗子坳观察阵地,忽然发现敌人,便当机立断,率张震的一连人马与敌人抢占安凤山制高点。敌人在山北,红军在山南,彼此未到顶峰就各自甩手榴弹到山背。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李实行师长手持机枪,身先士卒,猛冲猛打,终于将敌人压制在山谷里挣扎,自己则不幸中弹负伤,后牺牲在茶岭红军总医院。

   6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生福排黄氏宗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歼灭谭子钧旅,然后向良村突击追歼,扩大战果。夜晚,红军将谭子钧旅严密包围。红3军团担任正面主攻,红12军任左翼,红3军任右翼,防止敌人向两翼逃跑;红4军随红3军团之后,红7军为总预备队,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的布袋阵地。

   7日拂晓,红1方面军总部发出总攻击令,红13军团向十万洲发起猛攻。冲锋号刺破了山谷的沉寂,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在赤卫军向导的引导下,向山谷纵深处冲去;敌军从梦中惊醒,钻出低矮的农舍,仓促抵抗,在稻田里乱窜。上官云相部系北方部队,不习惯南方山地战。个个穿着大皮靴,一旦陷入稻田的淤泥里,便拔不出来,只好光着脚翻山越岭,却又被竹木荆棘戮破脚皮。他们擅长拼刺刀,与红军进行格斗。红军便几个人围攻一个。晨雾中,人影憧憧,喊杀连天。“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白军弟兄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活捉蒋介石,杀死何应钦!”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山鸣谷应,山头上到处是飘动的红旗。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谭子钧设在一座小庙里的指挥所被红军攻破。混战中,谭子钧被击毙。

   7日上午9时,莲塘战斗结束。少数敌人溃兵沿着来路向良村逃跑,红3军团指战员衔尾猛追。红4军、12军、3军也纷纷向良村追击。红7军掩护方面军总部向良村移动。各军的政治部和地方武装,留在莲塘处理安置俘虏和清理打扫战场。后来,毛泽东评价这次战斗说:“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发觉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第四节  良村、老营盘、高兴和方石岭战斗

 

   一、良村大捷

   8月6晚, 敌郝梦龄54师从城冈通宵行军,返回良村。7日晨,该师李大同旅刚到良村,喘息未定,上官云相即命该旅接防,让47师张銮诏旅增援莲塘。张旅走到良村与莲塘交界的大坳,已见败兵涌来,慌忙展开部队,妄图阻击红军。这时,红3军团、4军、12军赶到大坳,一阵冲锋号响,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去。敌张銮诏旅全线崩溃,张銮诏在混战中被打死,溃兵掉头向良村狂奔。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迅速追抵良村附近,由4军、3军担任正面主攻,3军团和12军侧翼包抄,向良村守敌发起猛攻。

   7日上午,郝梦龄率54师王育德旅从城冈返回良村,刚把队伍整理好,却又被莲塘、大坳涌来的溃兵冲得七零八落。上官云相见状,怕当俘虏,待郝梦龄赶到军部时,便借口去龙冈调集援兵,委托郝梦龄在良村代行指挥,而自己则率军部向龙冈方向溜去。

   上官云相走后,郝命令师直属工兵营、特务营占领良村南面的厚村小高地,掩护圩内布防,企图固守良村。工兵营一到厚村,即被红军消灭。郝梦龄看到红军打垮工兵营后,并不追赶,而是朝良村侧翼运动,马上意识到良村将被包围,不禁心惊肉跳,急忙将指挥权交给旅长李大同,率师部步上官云相的后尘,逃离了良村。

   李大同看到良村外围防线被突破,形势岌岌可危,便丢下部队,慌忙向北逃遁。红军向良村发动猛烈进攻,历时4小时,于下午1时结束战斗。歼敌54师主力2个多团。敌54师监军长刘春荣、161旅旅长王育德等军官被俘。敌54师副师长魏我崴被红军击毙。有趣的是,1931822《江西民国日报》却报道说:“第54师少将副师长魏我崴,近在前方督率所部‘剿匪’,备极辛劳,因

 

 

 

受暑热,忽染时疫,经医治无效,于本月初旬逝世。”

   8月7,一天之内,红军两战两捷,共俘敌3500多人,毙敌伤敌1000余人,缴获机、步枪3000余支,迫击炮14门,马匹200余匹,子弹30余万发,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连地方武装都得枪不少。永丰独立营一个连只有28支旧枪,在良村约溪俘敌600多名,缴枪600多支;白石乡赤卫队用鸟铳、梭标从敌人手中夺得100余支枪。良村苏维埃政府驻地楼上、门前堆满了枪支弹药。莲塘、官田、东村也缴获了大批敌人逃散时遗弃的武器、马匹和骆驼。

   7日下午,红军将俘虏的大批白军官兵集中在良村的河滩上,准备教育后遣返,发给路条路费。不料,肆无忌惮的国民党飞机,竟然向国民党俘虏群丢下二、三十枚重磅炸弹,炸死一批俘虏。俘虏们个个都气愤地咒骂蒋介石。

   良村战斗以后,敌郝梦龄在永丰县收拢了红军释放的俘虏,两个师仍有近万人,大多数是缴了枪的徒手兵,47师枪械尤少。蒋介石不愿给打了败仗的杂牌军补充,下令54师、47师混编,有枪的编入54师,徒手的编入47师。上官云相带着他的半师徒手兵,灰溜溜地离开了江西。

   二、诱敌向东

   8月8,良村战斗胜利后,朱德、毛泽东签署了红1方面军攻击龙冈的命令(约溪命令)。晚上在龙冈附近分析敌情时,得悉龙冈守敌已急电求援。同时收拢54师和47师残部8个团,昼夜加强工事,准备固守待援。红1方面军遂放弃龙冈的有准备之敌不打,只派红3军佯攻龙冈以吸引敌人,主力部队则连夜挥师东进,奔袭80里外的宁都黄陂之弱敌。11日,在黄陂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毛炳文第84个团。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3战皆捷,歼敌愈万。这时,敌人才发现红军主力已在黄陂附近。于是,各路敌军纷纷掉头,转旗向东,向黄陂包围过来。敌蔡廷锴军团从城冈、良村赶到南坑,陈诚纵队从富田追到君埠,卫立煌师和赵观涛师在距黄陂20里的蔡江附近徘徊,形成对黄陂、小布的

 

 

 

大包围。我军则当晚就主动撤出黄陂,隐蔽在宁都阳斋一带休整。

   8月15晚,红1方面军主力从阳斋出发,西移兴国。红12军政治部率36师及宁都怀德区独立营留在阳斋一带山上,保卫各军留下的后方医院。红12军军部则率34师继续诱敌往东,掩护主力西移兴国的行动。16日,34师向君埠方向大张旗鼓地东进,沿途有意拉长队伍,暴露目标,写上各军的番号,诱敌东进。

   敌人果然中计,赵观涛、陈诚、卫立煌各路穷追不舍。红34师有意攀高山、走险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的国民党军来说,烈日下的长途行军无异于酷刑,生病掉队的不计其数。824,红独立5师在水南缴获陈诚第14师一些军官信件,其中一个旅参谋在白沙写道:“我们每天都要跋涉山川,东奔西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另一军官在信中说:“你看我现在瘦得简直不像人,一天还要走八九十里。”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红34107团沿韶溪往乐安的大道佯动。乐安城里只有敌人后方留守兵站,红107团乘虚攻占乐安城,焚毁敌兵站物资,并做出东击抚州的姿态。驻守抚州的何应钦大惊失色,急忙电令赶到乐安大金竹的卫立煌师反攻乐安城。红107团占领乐安城2天,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便弃城南返,与军部在乐安南团一带会合。

   8月下旬,敌第12路进击军和第2军团,将红1234师包围在乐安南团附近。蒋介石误以为包围了红军主力,向南京拍电报说:“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红34师在敌人总攻前夜,经南团、东韶间敌军结合部,悄悄翻山越岭,经宁都麻田返回小布和黄陂之间,与军政治部和36师汇合。国民党军到达南团附近的空山后,才发现红军主力留在兴国休整。此时,敌人已陷入饥疲沮丧,进退两难的困境了。

    三、白石休整

   8月15晚,红1方面军主力从阳斋经良村中洲,一路翻山越岭,穿过敌蔡廷锴与陈诚部队间约10里的间隙,于16日安全抵达兴国的枫边、城冈一带集结休整。红1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驻城

 

 

冈白石村,红4军驻城冈,红3军驻城冈铜锣丘,红3军团驻枫边圩,红7军驻枫边密石。这时,隐蔽在高兴长龙山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机关以及项英、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也转移到城冈白石,与红1方面军总前委会合。21日,苏区中央局在白石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文件。此时,叶剑英被任命为红1方面军总参谋长,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8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安然休息,便命令蒋鼎文、蔡廷锴第1军团和陈诚纵队回头,经东固、富田逼近兴国,企图夹击红军。为了选择更有利的战机,红1方面军再度西移到兴国西部的茶园、隆坪、永丰一带休整,苏区中央局和红1方面军总部则移驻赣县的白鹭圩。

   9月初,当红军转移到均村、茶园地区时,国民党军阀内部纷争又起,两广军阀联手通电反蒋,出兵湖南。蒋介石后院起火,腹背受敌,军事上一筹莫展。93,蒋介石匆匆电令“围剿”军总退却,组成援湘大军,经萍乡乘火车入湘对粤、桂军作战。

    四、遭遇老营盘

   国民党军全线退却的情报,很快为红1方面军侦悉。毛泽东、朱德决定集中兵力乘胜追歼。

   9月5,红1方面军从休整地点向高兴圩一带推进,计划集中力量,歼灭经高兴圩退往泰和的蒋鼎文第9师。6日,蒋鼎文第9师已将兴国城移交给韩德勤52师驻守,移动到了高兴圩。当晚,红军主力分途推进,左翼红3军经茶园,出长龙,预伏老营盘;中路红3军团、红4军进抵高兴圩以西地区;右翼红7军在兴国县城与高兴圩之间。红1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3军团和红4军为主攻部队,以红3军、红7军为助攻部队,7日在高兴圩聚歼敌蒋鼎文第9师。

   老营盘一战是遭遇战。6日晚,红3军开往老营盘,沿途得到地方武装和群众报告,说蒋鼎文就要经老营盘逃跑了。军长黄公略在与总部联系未果、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按原计划进入老营

 

 

 

盘阵地。肖克率独立5师也主动从泰和境内赶来配合作战。   

   蒋鼎文逃跑心切。6日,一面电令李韫珩53师从东固到沙村接应,一面迅速通过高兴圩,经老营盘赶往沙村。当晚因大水冲垮桥梁,只好在老营盘、黄土坳、墩丘一线宿营。

老营盘,是兴国通往泰和的咽喉要道,两侧群山耸峙,形势险峻。7日晨5时许,红39师、8师、7师及独立5师,在高明山、牛轭岭、野猪窝的三角地带将蒋鼎文独立旅分割包围。红3军分途冲下山时,敌人还以为是游击队骚扰,正在集合部队准备出发。这个旅仅有3个团,其中一个还是补充团,战斗力较差。红3军虽也只有相当于3个团的兵力,但由于主动进攻,打乱了敌人的建制,不到半天时间就将该旅歼灭。蒋鼎文师另外2个旅因情况不明,遭到牵制性的进攻后,慌忙抢修工事,就地抵抗。红3军歼灭敌独立旅4000余人后,顺势攻击黄土坳,发现敌人兵力很强,而红军其他部队又一时联系不上,便迅速结束战斗,打扫战场,退到兴国茶园地区休整,仅留下小部队在黄土坳、墩丘一带牵制敌人。

   五、血战高兴

   老营盘战斗打响后不久,高兴圩、长迳口战斗同时打响。红3军团按计划攻击高兴圩,红4军及35军、1235师则经长迳口,向高兴圩北侧迂回。红7军牵制兴国县城韩德勤的52师。中午,高兴战斗全面铺开。红1方面军原计划伏击敌第9师,不料蔡廷锴率19路军两个师意外地赶来。国民党军共4个师,总兵力达5万余人。而红1方面军主力约3万人,不足2万支枪。战斗空前激烈。北起老营盘,南迄兴国城,战线绵延70里。

   4军迂回到长迳口时,与从崇贤赶来的敌61师遭遇。敌61师发现红军后,立即抢占了一片山头抵抗。红4军擅长速决战,趁敌人立足未稳,把4个师的花机关和自动步枪集中起来,向敌人猛攻,连续冲垮敌人3个山头。敌61师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没有一打就垮,而是节节抵抗,逐个山头与红军争夺。激战持续到晚

 

 

 

上,敌人抢修工事,利用其火力优势,勉强稳住阵脚。红4军发动几次攻势,也难以结束战斗。

   8日,敌61师为靠拢高兴圩,避免被围歼,向红军反扑,在高兴圩北侧的竹篙山发生激战。敌军为争夺这个制高点,驱使士兵成片涌来。红4军有两个师打完了子弹,只好与敌人拼刺刀肉搏。双方伤亡均很大。

   7日中午,红3军团向高兴圩发起进攻。敌60师前卫旅在高兴河西岸抵抗,把守了西岸通往高兴圩的大石桥。由于雨后河水猛涨,不能涉水过河,红3军团兵力展不开。敌人得以在高兴圩抢修工事。

   晚上,红3军团攻占大石桥后,向高兴圩发起了十几次猛攻。但由于红3军团4个师实际兵力只有6个团,而蔡廷锴在高兴圩内的60师、78师一部共有8个团以上的兵力,因此战斗打得非常吃力。8日,红3军团发扬敢打硬仗的精神,组织4个师轮番冲锋,还组织团长以上干部为敢死队,带头冲锋,越战越勇,推进到距敌200米处。下午3时,敌60师师长沈光汉率部向兴国城溃逃。

   敌军团总指挥蔡铤锴收拢残兵,在几处大房子里顽抗。红军攻入圩内后,子弹所存无几,难以让敌人缴械。傍晚,敌61师靠拢高兴圩,沈光汉又收拢溃兵返回高兴圩,双方遂成对峙局面。

   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决定撤出战斗。红3军团撤往茶园,红4军撤往均村一带。

   高兴战斗打成对峙的原因,一是敌情不明,计划伏击敌人1个师,不料敌人来了4个师;二是红3军、红4军、红3军团各打敌人1个师,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红3军团4师代师长邹平在高兴战斗中负伤,抬往豪兴临时医院时牺牲;红412师师长曾士峨在竹篙山战斗中牺牲。但红军在老营盘歼敌1个旅,同时又重创了敌60师、61师,迫使敌人改变逃跑路线,为方石岭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奏捷方石岭

   高兴战斗后,国民党军蒋鼎文第9师在韩德勤52师掩护下,经

 

 

 

崇贤逃往吉安。蔡廷锴部因伤兵太多,退入兴国县城。914晚,敌蒋鼎文师逃到东固张家背,韩德勤师逃到兴国方石岭下的白石村。此时,红1方面军追至崇贤,决定歼灭这股逃跑的敌人。

   方石岭,有个兴国通往吉安的隘口。隘口以北是条7里长的陡坡路,直抵张家背;隘口以南是条长约7里的山谷,白石村即在山谷里。山谷里有条小河,流到山谷口形成一道几十米高的瀑布,瀑布两侧是无法攀援的断崖。

   14日晚,红1方面军兵分三路,红4军和35军、1235101团为左翼,封锁方石岭隘口,从方石岭向山谷突击;红3军团和红7军为右翼,堵住敌人后路,从山谷右侧的安子山进攻;红3军则越过方石岭,监视张家背的蒋鼎文残部。

   15日清晨,韩德勤急于逃跑,两侧山上未派部队警戒。山上有一个班哨,早上也下山吃饭了。当红军从山上猛冲下去时,敌人正在吃早饭,猝不及防,被红军截成数段,失去反攻能力。乱了阵脚的敌兵像被炸了的一群野马,向隘口涌去,被红军用机枪组成的火网截住。惊惶的敌兵又向山谷口挤去,不少士兵跌下断崖,沉尸潭底。

   3军则在张家背截住蒋鼎文1个炮兵团和1个辎重营, 蒋鼎文率残部逃往东固与敌赵观涛6师、周浑元5师会合。

   中午,方石岭战斗结束。韩德勤52师全师覆灭,无一漏网。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骗取红军路费后逃走了。

   方石岭战斗后,国民党飞机在这一带狂轰滥炸。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六渡坳指挥部队疏散时,不幸中弹牺牲。

   9月中旬,敌各路军纷纷溃逃。蒋介石见又一次“围剿”失败,借口浙江水灾,要他去处理赈济而悄悄溜回南京,绝口不提“舍命疆场”与“解甲归田”了。29日,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南昌行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不可一世的“御驾亲征”以惨败告终。

   9月18,红1方面军总部在六渡坳决定结束第三次反“围剿”,由地方武装担任追击敌人的任务。主力红军返回兴国鼎龙、

 

 

莲塘一带休整。总部和直属队驻水头庄,红3军团及红7军驻长信,红3军驻莲塘,红4军、35军及1235师驻龙冈头(鼎龙)、杨村。红12军也从黄陂赶来鼎龙会合。

   19日下午, 红1方面军总部在水头庄召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祝捷大会暨黄公略军长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下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了黄公略的一生: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9月231方面军总司令部在鼎龙水头庄发布《红军第1方面军入闽命令》,决定红军主力从25日起,分批从兴国出发,7天到达汀州集中。928, 红1方面军总部和中央局抵达瑞金,决定不开往长汀,而以瑞金为中心分散工作和筹款,以保证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第五节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中央苏区军民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红1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奋勇杀敌的结果。红军在3个月内,65捷,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敌人“围剿”开始时,红军主力远在闽西北新区分头发动群众,总前委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绕道千里,返回人民条件最好的苏区腹地作战。同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集中兵力,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在敌人重兵包围中间穿插自如,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深

 

 

入人心。以“十六字诀”为中心的红军游击战术,也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红军作战原则确立的标志。毛泽东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以后即使毛泽东被“左”倾路线排除在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红军仍能自觉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去夺取胜利。因此,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

    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国民党军侵入苏区后,大肆蹂躏人民,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所到之处,鸡犬无存。敌李韫珩53师在给南京政府的报告中称,该师奉蒋介石的命令,“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25公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国民党军残暴地在兴国、永丰、吉安、乐安、宁都等县,纵火将十几个圩镇及附近村庄焚毁一空,受害群众十几万户。战后,苏维埃政府曾对永丰县的龙冈、良村、沙溪、潭头、石马5个区作了一个调查统计,发现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期间在这一带屠杀群众376人,捉走群众503人,因伤病致死的群众359人,烧掉房屋9010(龙冈、石马两个圩镇被焚未计),造成难民19107人;被国民党军抢去耕牛3726头、猪3909头,被子6024床、衣服24666件,谷子10848担,锅4150口。其他地区情况也大致相同。

   苏区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血的事实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组织起各种支前参战组织,竭尽全力支援红军。而入侵苏区的国民党军,在群众“坚壁清野”的围困下,日食不饱,夜宿不宁,油盐告绝,饥疲沮丧,犹如盲人瞎马,日暮途穷。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病饿、落伍和开小差的损失比作战更大。敌陈诚师中的一个参谋说“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落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较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陈诚部系整编师,全师满员为15000人,在“围

 

 

剿”中未与红军正式作战。该部如此,其他师更可想而知。许克祥师逃出苏区后,全师仅剩3000余名残兵。国民党右翼总指挥陈铭枢懊丧地承认,在“围剿”中“红军处处明亮,国军处处黑暗”。国民党军在苏区倒行逆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必将遭到灭顶之灾。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狠狠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红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打垮敌人7个师, 歼敌17个团又2个营,俘敌15000多人,打死打伤敌人6000人以上,缴获步枪15000多支、机枪170余挺、手花机关枪120多杆、迫击炮55门、子弹250万发、无线电台6部、骡马500余匹。苏区地方武装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俘敌5000余人,缴获枪支2200余支。这些武器装备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打击,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面目,加剧了蒋介石反动阵营的分化瓦解,使蒋介石集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无法组织新的“围剿”,为全国革命形势向高潮发展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四、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原计划在1930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指导全国苏维埃运动。但由于国民党军的一次又一次军事进攻,大会一再延期。经过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得到巩固,红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苏区迅速扩大,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很快发展到21座县城、250万人口,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而保证了1931117第一次全苏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迎来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第六章

党政群组织建设与红色机构在兴国

 

第一节  党的建设

 

     一、组织建设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中共兴国地方组织不断得到巩固与扩大。其发展过程为: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中共兴国特别支部——中共兴国区委——中共兴国临时县委——中共兴国县委——兴国县行动委员会——中共兴国县委——中共兴国中心县委——中共兴国县委。

   1926年9月17成立的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是兴国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便以战斗姿态领导了工人和农民运动,创办了工会、农协、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会、工人纠察队和青年干社等革命组织。至19273月,全县已建立党小组18个,发展党员100余人。

   1927年10月4召开的“羊山会议”,是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会议决定将中共兴国支部干事会改为中共兴国县特别支部。下辖鼎龙、龙沙、桐溪、枫林、方太、百丈、宝石、高兴、城冈、东村、石门、洛江、城市、大龙等14个支部。

   19283月,中共赣南特委派杨柳青来兴国接替党的领导工作,兴国特支在县城凤凰庄谢益三家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兴国区委。4月,兴国区委在冰心洞清静观召开区委扩大会议,赣西特委派来的曾炳春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从此,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成了

 

 

 

 

 

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9月,区委机关迁往高兴墨盘山。99,中共兴国区委在高兴禾杠坑共产党员邱会墀家召开了兴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胡灿、邱会培、陈奇涵、陈自涛等30余人代表全县200余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中共赣南特委派丛允中前来指导。大会选举胡灿为中共兴国区委书记。会议决定,区委下设东北、西南、城市、东一4个特区委,辖33个支部。东北特区委设在城冈,下辖城冈、鼎龙、莲塘、东村、江背、崇贤、枫边7个支部;西南特区委设在大禾场,下辖燕山、龙沙、桐溪、隆坪、永丰、高兴、新圩7个支部;城市特区委设在县城东街,下辖平川中学、码头、书店、船筏、店员、东街、西街7个支部;东一特区委设在石门坳(19291月改为城郊区委),下辖坝南、长冈、石门、上社、塘石、洛江、秀水、仁田、澄塘、杨澄、牯岭、白坑12个支部。

   19292月下旬,中共兴国区委在塘石白坑钟人祥家召开会议,按照省委指示,成立中共兴国临时县委,书记胡灿,隶属于中共赣南特委。3月,中共兴国临时县委在江背水沟子共产党员邹甫成家召开临时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兴国临时县委,成立中共兴国县委,隶属于中共赣南特委。会议讨论了筹建红色政权问题。红4军干部李春华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6月,李春华调赣南特委,红4军干部谢汉昌接任县委书记;9月,谢汉昌调红20军工作,陈致中任兴国县委书记。69月,兴国县委隶属于中共兴()()()()行动委员会。11月,陈致中调信丰工作,李修应代理县委书记,后由胡灿继任。

   19303月,中共兴国县委在县城邱家祠召开兴国县党团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00多人。会议选举肖芳全、郭贞为兴国县出席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划分行政区域,根据区域划分,全县建立11个区委,64个乡支部;撤销东北、西南、城市、东一4个特区委。同月,胡灿调离兴国,由东固特区委书记刘经化接任县委书记,中共兴国县委隶属于中共赣西南特委;6月,刘经化调赣西

 

 

 

工作,徐丽源接任兴国县委书记;9月,由肖自峥接任。中共兴国县委先后设在白坑钟人祥家、水沟子邹赞平(邹子邦)家、县城凤凰庄谢益三家。由于敌人进攻,县委机关曾几度搬迁至城冈、枫边、方太。19309月,攻打赣州的东河指挥部在兴国成立,县委书记肖自峥为组织攻赣暂离兴国,县委机关随之一度迁往赣县江口。

   10月,为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江西苏区党、团、工会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中共兴国县委改为兴国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肖自峥。隶属于南路行委,后隶属于赣南行委。行委先后驻赣县江口,南塘。攻赣失利后,行委机关迁回兴国,驻平川中学原址办公。下设13个区行委(原11个区委改称为区行委,新建杰村、文治2个区行委)。19311月,国民党军进入县城,行委机关迁驻高兴鸭子湖。1月下旬,县行委迁驻鼎龙万寿宫。

   1931年1月15,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17日,中央局作出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的决定。月底,恢复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仍为肖自峥。下设15个区委(增设良村、社富2个区委)。先后隶属于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区委南路分委、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南路分委。县委机关先后设在鼎龙万寿宫、鼎龙理坊村、莲塘官田村;5月,国民党军从兴国退出,中共兴国县委迁回县城办公。

   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及其所属各路分委,成立中共赣东、赣南、赣西3个特委,直接受中央局领导。16日,中共赣南特委在兴国成立,设在县城寿庭公祠,陈毅担任特委书记;中共兴国中心县委同时成立,陈毅兼任县委书记,肖自峥出任中共赣南特委组织部长。8月,中共赣南特委迁往于都,陈毅离开兴国,城市中心区委书记谢毓泉代行兴国中心县委日常工作。其间,中共兴国中心县委辖高兴、崇贤、鼎龙、城冈、杰村、江背、枫边、良村、城市9个区委。

   8月中旬,恢复中共兴国县委,隶属于中共赣南特委。县委书记凌崇学,组织部长谢毓泉,宣传部长肖芳全,工运部长肖自峥。时值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县委曾一度随中共苏区中央

 

 

局机关迁往高兴栗万、黄龙尾、悠久、龙山等地。9月,由于凌崇学被诬为“AB团”分子遭错杀,兴国县委书记由上级派来的贺昌接任;县委机关设在坝南陈进士家,后迁凤凰庄谢寿益家。

   19322月,贺昌调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由钟循仁担任。同月,胜利县在于都银坑成立,古龙冈、梅窖、江口、樟木4区划属胜利县。此时,全县有龙沙、上社、高兴、永丰、鼎龙、杰村、崇贤、均村、茶园、洛江、城冈、东村、莲塘、枫边、方太、城市16个区委,123个支部;10月,增设黄塘区委,全县共有17个区委,有8731名党员。19333月,钟循仁调任公略县委书记,兴国县委书记由谢名仁担任。8月,县委机关由凤凰庄迁往牛坑塘。

   19338月,中共兴国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陈家祠召开。大会前,各区乡按每50名党员选1名代表、区乡书记为当然代表、妇女代表占1/3的要求,自下而上选出大会代表300多人,代表全县15000余名党员,是苏区党员人数最多的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监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蔡畅亲临大会指导。大会选举县委委员15名,谢名仁任书记、肖义森任副书记。同时,选举谢名仁等23名党员为出席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

   19342月,谢名仁调瑞金工作,刘笑如接任县委书记。

   10月,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国民党军周浑元部进占兴国县城,县委机关迁往鼎龙圆岭。11月,县委转移至鼎龙石源,与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24团会合,后迁至方太百丈、青富。在青富,由于组织部长钟卓凡持枪投敌一事,刘笑如受到公万兴游击司令部总指挥徐达志的严肃批评。此后,中共兴国县委隶属于中共公万兴特委领导,由于县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兴国独立营开展游击战争,县委机关亦随部队辗转迁移。

   19351月,中共兴国县委转移到泰和县桥头冈炭子坑。此时,刘笑如被中共公万兴特委解除县委书记职务,由谢友亲继任兴国县委书记。3月,县委、县苏、独立营转移至崇贤铜鼓鼎;独立营

 

 

营长蔡崇仁、军事部长陈定邦叛变投敌,敌人放火烧山,谢友亲、刘笑如和县苏主席王清生等干部被俘,特委书记徐达志举起枪自尽。至此,兴国县党政军机关解体,活动被迫停止。

   苏区时,为加强对边区的领导,兴国均村地区和杰村、社富一带还分别设立过杨殷、兴胜两个县级机构。19338月,中共杨殷县委在均村成立,书记肖义森。辖有均村、永丰、茶园、鳌源、泮溪(现均属兴国县)、黄塘、武索(现属万安县)7个区委,46个乡支部;杨殷县委先后隶属于江西省委、赣南特委、杨赣特委。193411月,中央分局将兴国县龙沙、枫林、杰村、社富、江背(现仍属兴国县)五区和胜利县马鞍石、岭背、仙霞贯、水头(现属于都县)四区合并,成立兴胜县,同时成立中共兴胜县委和兴胜县苏维埃政府,隶属于赣南省,县委书记江由宗。由于主力红军已经出发长征,面对敌人的进攻,兴胜县委、县苏机关自成立伊始就处于流动游击状态。19351月,兴胜县机关辗转游击到于都马鞍石时,组织机构已无法对所属区乡进行领导。中共中央分局遂将兴胜县改为中心区,江由宗任书记。2月,由于江由宗叛变,中共兴胜县委机关消失。

    二、思想作风建设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革命斗争的根本保证。由于党内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较低,兴国县党组织在发展组织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1、在广大党员中开展经常性的思想理论教育

   首先,注重引导党员从思想上入党。苏区时,入党必须具备5个基本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不吸鸦片、不赌博”。入党基本程序是,先由其本人提出申请或组织物色对象,然后指定专人培养,进行暗中考察。考察后,由介绍人向组织报告该同志的表现,再举行入党宣誓。宣誓时,先由介绍人报告该同志的阶级出身和革命表现;再由支部书记报告支部会讨论的结果,宣布批准该同志入党,并指出该

 

 

 

同志今后应克服的缺点及组织对他的希望;然后由该同志面对红旗,举手宣誓。誓词是:“严守秘密,服从组织,努力革命,阶级斗争,牺牲个人,永不叛党。”有些农村党组织还借助“三点会”盟誓的形式,斩雄鸡喝血酒,对天盟誓。新党员入党后,支部给其一定任务,并将其编入特别小组,接受训练。有的还发给《入党须知》,以引导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其次,注重向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早在19283月,兴国县就和于都一起在兴国坝子寨脑开设两县党团训练班,由中共赣南特委派来的雷震东给大家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理论。兴国县有数十人参加。19294月,毛泽东来到兴国,在文昌宫开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兴国县有40多人参加了培训。毛泽东教育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这一教导在兴国早期的党员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38月,李富春以江西省委名义在兴国新圩举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兴国县有500多名学员参加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李富春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三个重要内容,即首先是应加强党员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其次是党员应当成为群众的模范,具备说服和教育群众的基本条件,再次是各级党组织在党的总号召、总任务之下,要结合各地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确确实实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口号和目标。

   同时,各级党组织还采取印发各种革命材料、进步书刊,发布各类传单文书、标语口号,编排各种戏曲歌谣,举行集会演讲等等形式,进行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坚定革命信念,使他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成长。

   2、严格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

   苏区时,兴国县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十分重视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建立健全了会议制度、党费收缴制度、工作报告制度等各种制度。如党内保密制度严格规定,绝密信息

 

 

 

 

和机密文件不准私人传抄,党内会议不准向父母妻子透露。于是,有的党员夜晚开会,常被妻子怀疑是去赌博或嫖娼。

   为严肃党纪,兴国县委对犯错误的组织和个人制定了严格的处分规定。当时,对犯错误的基层组织的处分有批评指责、改组改选、解散组织、设立临时委员会和党员重新登记。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个人的处分有指责警告、撤销党内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县委还要求党员干部在党内党外生活中不徇私情、不讲面子、不拿原则做交易。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绝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或他人之上,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一言堂”。

   19319月开始,县委设立了监察委员会,配备了专职或兼职的监委书记,并要求各区委以上机关设立巡视员,负责检查、督导、监察下级党组织及其党员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同时,在农村各要道口设置“控告箱”,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还经常组织“突击队”“轻骑队”,配合苏维埃工农检查部微服巡访和突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933年,县工农检察部有个姓谢的党员干部,在刻公章时加刻了一枚私章,并一起开票报销,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工作的处分。193483191,县监委在高兴战区检查时,发现悠久乡不积极坚壁清野,有200担稻谷未运送出去;区粮食部长谢长发、墩丘支部书记谢荣大,在敌人面前表现退却。县委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决定开除谢长发和谢荣大两人的党籍。

    3、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榜样作用

   苏区时,党的各级组织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和革命群众团体以至整个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核心。一方面,通过党的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各项政治主张贯彻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通过广大党员的榜样行为,将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保证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每项工作、每项任务顺利完成。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同时,强调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苏区时,兴国县的党政军干部懂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9316月,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发出的文件也明确指出: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生活中心”、“是群众中的核心”。高兴区黄群乡党支部就是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该支部1929年成立,至1932年就有党员70多名。书记钟连燊带领支部一班人,在扩大红军、参战动员、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支部70多名党员中“十之八九是积极的,能够负责工作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政权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反帝拥苏同盟等群众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工作负责人任弼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闽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上介绍和推广该支部的先进事迹和成功经验。《斗争》报也以《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一文予以介绍。

   苏区时,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完成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兴国县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本着立党为公的宗旨,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阶级、为民族、为人民不惜流血牺牲,无私奉献。在战场上,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地方工作中,他们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县委提出并已形成制度的党员干部“十带头”公约,便是例证。以扩大红军为例,兴国模范师全师集体报名上前线,就是在党团员带动下涌现出来的典型。全师5 161人,40%是党团员。

   

 

第二节   政权建设

 

     一、历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293月在县城治平观召

 

 

开,会上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选举肖芳全为主席。

   兴国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299月在城冈召开,大会选举李茂生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会议讨论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分析了兴国县阶级斗争状况,通过了县革命委员会“目前政纲”“武装斗争问题”“土地分配问题”“焚烧契约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妇女运动问题”等决议。根据红4军前委的指示,会议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布置,应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用很大的力气建立西南工作的同时,更须注意东乡、三都、三僚、古龙冈一带的工作;革委会须与东固、桥头、宁都之地革命政权机关取得联络,在西南应向泰和、赣县、万安打通老营盘之通线”。

   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03月在县城陈家祠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隶属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南路办事处,选举肖能岩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大会讨论了发展地方武装与扩大红军的决议,颁布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毛泽东亲自指导了这次大会。

   兴国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010月在县城孔庙召开,大会选举严昭沂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总结了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执行情况及经验教训,部署了攻打七坊、上堡、浪川、黄塘的战斗。         

   兴国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21月在县城陈家祠召开,大会选举钟世斌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讨论通过了实行义务兵役制。会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错误,总结了贯彻土地法的经验。

   兴国县第六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27月在县城潋江书院召开,大会选举陈重麟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号召青壮年随时准备入伍;讨论群众生产生活;讨论成立担架队、慰劳队、洗衣队等支前组织。

   兴国县第七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39月在县城孔庙召

 

 

 

 

 

开,大会选举杨道明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讨论了猛烈扩红、查田查阶级、拥军优属、扫盲识字等项工作。会议根据中央政府决定,划出永丰、均村、茶园三区,在均村成立杨殷县。同时,对全县行政区划作了重新调整。由于工作变动,后相继有肖世榜、王继烈、王清生任县苏主席。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机关,1930年设在县城陈家祠隔壁肖宝春店,1931年冬迁县城越国公祠,1932年至193410月设在县城潋江书院;后一路辗转迁长冈合富,鼎龙圆岭子、茶岭,城冈榔槎、横坑,方太百丈、青富,贺堂大龙、齐分、严潭,崇贤铜鼓鼎。19353月,县委书记谢友亲、县苏主席王清生被俘,县委、县苏机关被迫停止活动。

    二、行政区划的变迁

   19303月,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全县设有1164乡,即1(石门坳)辖坝南、长冈、江背、澄龙、洛江、长山、石门、燕子、杨澄、筲箕等10个乡;2(鼎龙)辖鼎龙、塘石、上社、杨村、圆岭、里坊、长信等7个乡;3(燕山)辖燕山、塘头、埠头、龙沙、龙口、枫林、垓上、赉溪等8个乡;4(大禾场)辖大禾、睦敬、文溪、荷岭、渣江等5个乡;5(高兴)辖高兴、新圩、长龙、蓝溪、黄土坳、上密等6个乡;6(方太)辖方太、宝石、百丈、井口、青富等5个乡;7(白石)辖白石、城冈、枫边、石印等4个乡;8(崇贤)辖崇贤、大龙、齐分、龙迳、焦石、上沔等6个乡;9(官田)辖官田、中洲、东村、莲塘、坝子等5个乡;10(永丰)辖永丰、园峰、三坑、侯迳等4个乡;11(茶园)辖茶园、均村、教富、浪川等4个乡。

   19304月,杰村赤化,成立杰村乡,隶属于1区;10月,成立杰村区。19305月,黄塘赤化,成立文治区(含均村)。至此,全县划分为13个区。19318月,杰村区与社富区合并成立上东区。10月,杰村区划归兴国县,社富区划归赣县。

   19313月,古龙冈地区赤化,成立古龙冈、梅窖、江口(今兴

 

 

 

 

江)三个区苏维埃政府,管辖22个乡;同时在古龙冈成立东乡办事处,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的派出机构。

   19315月,文治区更名为黄塘区;6月,良村区从永丰县划入兴国县;同时,1区合并到12区,9区合并到2区,6区合并到8区,11区、4区合并到5区,7区更名为城冈区,10区更名为永丰区,东乡办事处不变,各区乡概以中心地名冠于政府之上,不采用数字称呼。

   19322月,良村区划归永丰县。19338月,良村区、枫边区划入龙冈县。

   1932年春,东乡办事处撤销,古龙冈、梅窖、江口三区划入在于都平安寨成立的胜利县。5月,据《中共江西省委14月工作总结报告》统计,兴国县辖16个区115个乡,人口230 620人。

   193210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全县进行区划调整,共辖上社、鼎龙、城冈、方太、崇贤、枫边、高兴、茶园、均村、永丰、黄塘、龙沙、杰村、洛江、东村、莲塘、城市17个区,127个乡。

   19331月,江口、梅窖两区划入博生县。

   19333月,社富区从赣县划归兴国县。

   19339月,划出均村、茶园、永丰三区与万安县武索、黄塘区合并,在均村成立杨殷县。同时,为便于战争期间的工作,全县区划再次作出调整,共设立文溪、高兴、崇贤、齐分、方太、城冈、鼎龙、杨村、上社、枫林、龙沙、江背、东村、莲塘、杰村、社富、城市17个区,辖123个乡。

   19344月,枫边、石印从龙冈县划归兴国县,7月,又划入永丰县。193411月,划出龙沙、枫林、杰村、社富、江背5个区与胜利县马鞍石、岭背、仙霞贯、水头4个区合并,成立兴胜县。

 

 

 

 

 

 

 

第三节   群团组织建设

 

    一、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建设

    (一)工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192610月,兴国县在考棚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成立兴国县总工会。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委员数十人,谢云龙当选为委员长。

   总工会成立后,在全县建立了船筏、码头、店员、木作、竹作、纺织、缝纫、染布、刨烟、制药、五金、印刷、梨园等13个基层行业工会;同时,在高兴、龙沙两地设立了分会。至1927年春,全县工会会员有300多名。   

   19302月,兴国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明伦堂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兴国县工会执行委员会,邓振询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大会讨论通过了贯彻《劳动保护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准资本家无故解雇工人等决议,恢复了船筏、码头等行业工会(又称分会)。各区乡也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

   县总工会内设秘书处、组织、宣传、青工、军事、裁判、财政7个部室,下辖各区乡、行业分会。分会只设委员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3个职位。

   3月,兴国县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陈家祠召开。大会选举了新的工会执行委员,徐先楷当选为委员长,谢云龙为党团书记。大会讨论通过了建立和发展工人纠察队的决议,规定凡1645岁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工人纠察队。当时,县总工会辖有店员手艺工会、苦力运输工会等13个行业工会。

   8月,兴国县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肖家祠召开。大会选

 

 

 

 

举郑明英为总工会委员长。大会讨论通过了《兴国县职工运动目前工作计划》《雇农工会组织及反富农斗争策略》《阶级斗争的策略与运用》《女工问题》等决议,同时决定成立县区乡三级雇农工会。

   10月,县总工会更名为兴国县行委职工委员会。

   12月,兴国县第四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陈家祠召开。大会改选了工会执行委员,选举刘亚钦为总工会委员长。会议总结了总工会自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方针。

   193110月,张鹤龄任县总工会委员长。

   193210月,兴国县总工会改名为兴国县职工联合会,委员长改称主任。职工联合会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撤销原有的财政、裁判、军事三部;县区两级建立工人代表会制度,乡一级工会改称工会支部。

   这时,工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1932105,中华总工会机关刊物《苏区工人》曾记载:“兴国工联原有会员2682人,雇农工会会员2987人;县发展工人会员5341人,发展雇农工会会员1189人。”“全县共计工会会员12199人。”

   苏区时,全县各级工会对工人群众的文化教育和文体活动非常重视。县总工会设立了工人学校,各地工会设立了读报组、识字组、俱乐部,专门负责工人群众的政治学习、文化学习和文体活动。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下,苏区各级工会还非常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教育鼓励工人群众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积极奋斗。各级工会帮助工人群众建立严密的军事组织,把他们编入工人纠察队和工人预备队,平时维护治安、战时支援前线。193210月,全省青工委员会上,兴国工人代表与兄弟县开展竞赛,提出从工人队伍中扩大红军200名,结果不到两个月便超额完成任务,列居全省第一。19337月,工会动员工人加入工人师,兴国工人踊跃报名,受到上级表扬。

   兴国县总工会先后驻扎县城西街越国公祠、背街肖宝春店房。

 

 

 

主力红军长征后,随同县委、县苏机关从县城迁往农村,19353月在崇贤铜鼓鼎被打散。

    (二)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青年团组织,在1920年初建时,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更名共产青年团,又称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秘密活动时,以“CCY”为代号,又称“CY”。

   19281月,兴国县成立了第一个共产青年团支部。成立之初,是从党员中划出青年组成团的基层组织,党团合并过组织生活。2月间,胡灿、肖华在县城秘密发展团员,当时有肖茂全、蔡馥兰、朱定鸿、肖正声、钟发清、王大成等。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兴国的发展壮大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相继在榔木、坝南、鼎龙、崇贤、城冈等地建立了团的支部或小组。至1928年底,全县已有团员200多名。

   19294月,在红4军干部胡炳田的主持下,中国共产青年团兴国县委员会在县城东街肖屋村肖华家成立。书记胡炳田,组织委员肖华,宣传委员朱定鸿。同时在县城建立少共东街支部和少共西街支部,分别由钟发清、王大成担任支部书记。

   8月,少共兴国县委在城冈召开青年团兴国县第一次代表大会。肖华、邓飞、谢良、钟人仿、黄玉昆、吕黎平等人出席了大会。会上,肖华作了《少共县委组织工作报告》。大会选举肖国璋为少共兴国县委书记。一个月后,肖国璋调离兴国。10月,少共兴国县委在城冈召开会议,改选肖华接任书记。此后,继任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的有曾觉非、邱先鸾、钟超群、胡嘉宾、刘玉堂、周正芳、钟效培、王瑞祥、朱文贵、林大标、刘承机等人。

   19303月,全县共建立少共区委11个,乡支部64个。同年秋,根据省行委指示,党团工会合而为一,称为行动委员会,少共兴国县委以CY办事处的形式作为行委的内设机构。

   战争时期,青年团员在传递党的重要文件和侦察敌情等各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有任务时,青年团员总是装着放牛割草到山上交换情报,假装嬉戏玩耍在河岸路口瞭望敌情,佯装走亲访友到指定地点传送秘件。兴国暴动时,就是青年团员里应外合,在持有枪支的反动分子家大门上画上记号,配合红军抓捕反动分子,收缴其枪支。特别是红2团第二次攻打兴国县城时,县里的青年团员到佛子岭和红24团接头,引导红24团攻入兴国县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团的组织不断壮大。据19331112两个月的统计资料记载,当时全县共有团员25000人,其中这两个月发展的新团员就达1282人。

   在党的领导下,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团员素质也不断提高,真正成了党的有力助手。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每一个号召,共青团都积极响应,带头完成任务。尤其是在扩大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青年团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参加红军的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青年团员一般占30%以上。如1933年冬全县扩大红军2727人,其中团员就有1076人,占38%。在兴国模范师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于建设苏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成为革命战争的生力军。

     (三)妇女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早在1927年春,兴国县就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6月遭“清党”军查封。直到1930年春,全县各级妇女组织才健全起来。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内以及工会、农会、青年团等组织中都设有妇女工作机构或专职干部。

   1930年夏,赣西南特委决定各级党与团及苏维埃政府内分设的妇女工作机关合并,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亦称妇女运动委员会或称妇女委员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单独设立办公机关,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之一。党、团组织内部的妇委书记(或称妇女部长、妇女干事)仍然存在。担任过兴国妇委书记的有夏侯英、张昆华、李美群、谢玉钦、黄发桂、谢培兰等人。

 

 

 

 

 

   1931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委员会,恢复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妇女工作机构。妇女群众按其职业,分别加入上述各群众团体,参加各种实际斗争。

   1932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它不是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部门,而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关于妇女工作的咨询部门。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妇女生活,向人民委员会或主席团提议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危秀英曾任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11月,撤销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改为妇女干事会,在政府内仍设妇女部。

   1933年,全县乡苏政府实行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制度。它不是常设机构,没有独立系统,但有定期会议。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由主席团主持,主席团由到会代表选举产生。各区、乡女工农妇代表会除设主席团外,设妇女指导员1名,村设妇女主任1名,乡区设妇女代表若干名,划定管辖区域和户数,定期召开会议,检查汇报工作,布置任务。

   苏区兴国的妇女工作,多次被评为全省全苏区的模范。政治上,苏区兴国的妇女与男子一样都成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不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力。据1932年统计,兴国全县有30多名妇女担任了县委、县苏各部门及区苏的领导工作,占男同志的1/3强;有的还担任了更高一级的职务,如黄发桂、谢玉钦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美群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谢培兰、邓石香、钟华英等担任过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济上,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是在大部分青壮年上前线的情况下,兴国的妇女承担了后方一切重担。她们冲破封建牢笼,打破“妇女犁田遭雷打、妇女莳田禾不长”的旧观念,克服小脚等困难,积极学习犁耙翻耕、插秧等农业耕作技术。同时,兴国妇女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县夜校学员中,妇女占69%,识字组中,妇女占60%

 

 

 

   在扩大红军、支前参战、拥军优属等项工作中,兴国的妇女同样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她们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当红军、上前线,涌现了许多扩大红军的女英雄和“母送子、妻送郎、姊妹送兄弟上战场”的生动事迹。龙沙区妇女仅1个月就动员150人当红军。许多青年妇女动员自己的丈夫当红军后,又积极动员自己的兄弟、亲戚、朋友去当红军。李美群就是模范中的模范。她一人动员了4位亲人上前线当红军。被她动员去当红军的丈夫钟延章牺牲后,她又替第二位丈夫倪志善报名当红军,接着动员了前夫的哥哥钟延瀚和自己唯一的弟弟李启焕参军。苏区兴国妇女还积极组织和参加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等支前组织,直接上前线支援红军。据1934年春统计,全县有妇女赤卫军5750人,女少先队员5631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兴国妇委会发动和组织城区100多名妇女组成洗衣队,为红军洗衣服。刘光桃、康雅秀等8位妇女被敌机炸死在河边。中央号召节省经费,支援战争,兴国妇女就节省626万元,占全省的1/4,名列前茅。党号召捐献江西“三八”号飞机,兴国妇女捐了2156元,获中央苏区第1名。做军鞋送红军,更是苏区兴国妇女的突出贡献。193311月,《青年实话》号召苏区妇女在第2次全苏大会前做30万双草鞋送红军。仅兴国1县的妇女就完成3万双。其中杨玉明1人就完成布草鞋102双。

   由于兴国妇女在各方面均表现出了优异的成绩,在1933126开幕的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上,兴国县评为妇女工作模范县。

   二、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一)农民协会、贫农团

   1926年9月20,兴国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县城大井头兴国公所成立。

   192710月羊山会议后,兴国各区乡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农民协会。19294月,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农民协

 

 

 

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

   19303月,兴国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明确规定:“农民协会之作用,在于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田地分给农民,扫除农村中一切封建势力为目的。”并且规定,会员以雇农、佃农及其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为主;农村手工业工人尚无组织之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会员年龄必须在14岁以上;地主、高利贷者、反动嫌疑分子一概不准入会;非农民之革命分子,须经会员大会3/5人数的表决通过才可入会;入会会员应有2个会员介绍,由执委会讨论通过,填写入会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农民协会逐渐停止活动,它的工作由土地委员会代替。19308月,全县各地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贫农团,领导分田工作。乡设贫农委员会,撤销农民协会;村设贫农团,以屋场就近为原则划分贫农小组。

   贫农团是在总结土地斗争经验、深入进行土地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地富分子窃取土地斗争的胜利成果。19325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统计报告中称,兴国县贫农团人数达到41808人。

   贫农团的工作任务,起初主要是具体领导土地斗争,后来转变到组织领导发展农业生产,开展经济建设和战争动员,组织各种合作社和救济灾荒。

   1934年春,各地查田运动接近尾声,贫农团活动亦逐渐减少。

    (二)反帝拥苏大同盟

   19326月,为团结被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与红军战士参加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中央苏区成立了反帝总同盟。11月,为动员工农群众与红军战士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战争,武装拥护苏联,中央苏区又成立了拥苏总同盟。

   兴国县反帝拥苏大同盟建立于1933年春,县、区、乡分别称总

 

 

 

 

支、支部、小组。该组织规定,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外,凡愿意参加这一组织的都可以批准入会,但会员每月须缴纳会费12个铜板,用以购买宣传材料。

   1933年4月21,兴国县召开了全县反帝拥苏大同盟代表大会。据19335月统计,全县有反帝拥苏大同盟会员45874人。

   兴国县反帝拥苏大同盟机关设在背街肖宝春家,主任先后为余庆流、肖积兴。

    (三)革命互济会

   革命互济会,是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在苏区内的组织。其宗旨是:救济苏区和白色区域内一切遇难的革命战士家属,通过发扬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推动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兴国革命互济会成立于1931年冬,主任陈凡礼。县、区设互济会,乡设分会,村设小组。据19335月统计,兴国全县有互济会会员45880人。

   兴国革命互济会的主要任务是:募捐物资和现金,慰劳红军,救济灾民,安置难民。193498,兴国县互济会、内务部联合发出通告,公布全县17个区募谷支援红军的数字:城冈70担、高兴65担、杰村65担、文溪65担、社富65担、上社65担、江背45担、东村65担、崇贤50担、莲塘50担、鼎龙50担、龙沙60担、杨村45担、齐分25担、方太45担、枫林50担、城区30担,共计完成910担。

 

 

第四节   红色机构在兴国

 

  一、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

    (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

   1931年1月15,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苏维埃区域的派出领导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村成立。6月中旬,中央局随红

 

 

1方面军后方办事处,迁驻兴国古龙冈黄塘、圩上邹家祠。在古龙冈驻扎时,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两块牌子,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王盛荣、曾山、周以栗、曾三、徐梦秋、涂作潮及警卫人员等共50余人。

   5月,叶剑英、涂作潮、徐梦秋等机要人员带着通讯密码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密码系周恩来制作,周恩来曾化名“伍豪”,故称“豪密”。74,中央局(后方台)报务员曾三、徐梦秋在古龙冈邹家祠用“豪密”与红1方面军建宁总部(前线台)首次联络成功,发出了“敌人开始第三次进攻苏区”的重要情报。前线台的曹丹辉在工作日记中写道:“下午七时,我和报务员伍云甫值班,收到江西兴国总后方办事处发来的电报。收报时杂音很大,但我们终于抄下来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密码通信啊!每个报务员都万分兴奋。”

   7­9月,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中央局一度迁移高兴圩、长龙以及方太、城岗白石、良村万寿宫一带。方石岭战斗结束后,中央局随红一方面军迁往瑞金。

   19328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坝南村举行了著名的“八月兴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集中讨论了红军沿赣江北上消灭敌人的计划。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北上,先消灭乐安、宜黄、永丰方面的敌人,进而威胁并夺取吉安、抚州;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红1 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领导前方的一切军事行动;后方中央局同志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以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同时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罗荣桓、叶剑英和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主席曾山等人。

   (二)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与总前委在兴国

   19314月第二次反“围剿”前夕,红1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朱德,从宁都青塘前往东固白云山下,途经兴国古龙冈、城

 

 

冈,在两地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

   79月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1方面军从福建建宁千里回师兴国,总司令部和总前委先后驻扎高兴鸭子湖、鼎龙万寿宫、莲塘生福排、均福山老乐屋、城冈白石村、鼎龙水头庄和黄金寨等地。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在兴国发布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捷报》《约溪88命令》《三次战争胜利后各部向闽西集结的行动命令》等等。

   19328月,红1方面军从广东南雄水口一带迁来兴国,驻在坝南,总司令部和总前委驻扎在坝南陈进士家,在坝南陈家祠召开了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两个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红军主力北上攻打宜黄、乐安、永丰。88,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根据“兴国会议”的决定,88,红1方面军总部在坝南发布了《红1方面军攻击乐安、宜黄的训令》。同时决定兴国地方武装佯攻赣州,掩护红军主力挥戈北上。11日,红1方面军从坝南出发,向宜黄、乐安进军。

   (三)中央兵工厂在官田创建

   兴国官田兵工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器工业的开山祖。

   1931年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吴汉杰在兴国筹建中央红军总部直属修械所。10月,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中革军委将红军总部直属修械所、红3军团后方修械所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所合并,在兴国莲塘乡官田村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对外称“中央兵工厂”,又称“中革军委兵工厂”“中央红军兵工厂”。厂长吴汉杰,政委张健,事务长罗朝榜,职委会委员长郑家通,特派员陆宗昌,党支部书记李石生。

   工厂下设弹药科、枪炮科、修械科、总务科和特务股,能修理步枪、驳壳枪、机枪、迫击炮和制造步枪。全厂职工从初期300多人发

 

 

展到1933年的500多人。厂房和宿舍都驻在官田村4个祠堂、70余间民房里。19321月,中革军委命令该厂分设弹药厂,专门生产弹药。5月,在枪炮科、弹药科的基础上,中央兵工厂发展了枪炮厂、杂械厂(生产刺刀和镐、铲等军用器械)、弹药厂等3个分厂。中央兵工厂驻官田两年多时间,计修配步枪4万余支,机枪2千多挺,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造子弹40余万发,地雷5千余个,手榴弹6万余枚。1934年夏,中央兵工厂迁往瑞金岗面。

     (四)中央红军总医院和军医学校在鼎龙茶岭 

   193110月,红1方面军在兴国城冈正气坑创办红军后方医院。后迁至鼎龙茶岭,更名为中央红军总医院。属红1方面军卫生部领导,共有职工300多人。总医院驻上布段一家民房,分设总务、财政、医务3个科。下设5个医务所:1所驻猪兜窝,2所驻新屋下,3所驻老屋下,4所驻杨梅盈、木田竹山排,5所驻观音堂脚下。院部负责复杂外科手术,12所医治轻伤病员,34所医治重伤病员。当时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仅有病床200余张,50mAX光机一台,药物主要从战场缴获和白区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总医院刚刚建立,就接收了从第三次反“围剿”前线送来的3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一批批伤病员痊愈后重返前线。肖克、欧阳钦、罗瑞卿、陈正人、周以栗、贺昌、陈伯钧、王稼祥等红军领导干部都曾在该院治疗伤病。

   医院和当地群众关系密切。兴国县乡苏维埃政府经常组织慰劳队、洗衣队、宣传队去医院慰问伤病员。兴国工农剧社、蓝衫团也曾去慰问演出。医院经常免费给群众治病。有一次茶岭发生牛瘟,医院还借出三四百块银元给农民购买耕牛。

   1931年7月15,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医处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由于紧张的战争,军医学校随军行动。10月迁驻兴国鼎龙茶岭。校部设在茶岭下村李氏宗祠。校长先由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兼任,后由彭真(又名彭龙伯)担任,政委王立忠。

 

 

 

   学校分设有甲级军医班、乙级军医班、看护生甲班、看护生乙班、招呼兵训练班5个班,后来,随着形势的需要,增设了医生、药剂、看护3个班。开设有病理内科、诊断学、外科、伤科、耳鼻喉科、皮肤科、解剖生理学、药物学等课程。并克服困难,开设了动物试验、解剖、显微镜检查、病理标本、离断术等课目。学员都是地方挑选和部队选送来的优秀青年。学校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边教学边实践,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人员。

   19311934年,军医学校在茶岭驻扎期间先后招收了三期共580余名学员,每期培训一年左右,结业后分赴红军部队和地方医院工作,成为我军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军医。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又称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学校,在茶岭又称中央红军总医院附属学校,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医科大学的前身。

   19344月,中央红军总医院和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迁往瑞金。

    (五)中央造币厂在东村创建

   19298月,东村乡农民协会在石角背建起造币厂,用土法生产银元。1930年夏,造币厂由县苏维埃政府接管,厂址从石角背迁东龙庵,增加工人,改进技术,日产各类银元200枚。10月,红1方面军攻克吉安,缴获大量银料。当时在东固平民银行工作的黄家煌受省苏政府委托,携带大批银料,回兴国接管造币厂,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日产银元500枚。19317月第三次反“围剿”期间,该厂迁至城冈保坑村。

   1931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接管该厂,派毛泽民前来视察,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厂长谢里仁,日产银币万余枚。随后迁往瑞金洋溪。

   二、江西省党政机关及所属机构

     (一)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

 

 

 

 

 

   193110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精神,决定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书记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兼任,省委机关设在兴国县城背街牛坑塘。下辖赣南、赣东、永吉泰三个特委。

   11月上旬,召开了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省委委员和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调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卢永炽(卢德光)任江西省委书记。卢未到职,由陈正人代理书记。随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调李富春任江西省委书记,委员有李富春、刘球贤、曾山、蔡畅等10余人。

   1931年12月23,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县城陈家祠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即“赣南会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部署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等9项工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共江西省委在李富春主持下,领导江西苏区人民为支援革命战争和巩固红色政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3112月,省委机关迁于都北部平安区社里坪村,19321月,再迁兴国县城。19331月,为了实现省委工作重心转向中央苏区东北各县,省委机关迁往宁都。

   (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社门前驻扎

   1930年10月7,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城宣布成立,选举产生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曾山当选为主席。11月迁陂头、富田。12月,“富田事变”发生,省苏政府遭到破坏。19317月迁于都平安寨,10月迁兴国。

   193111月至19331月,省苏政府驻扎在兴国县城社门前李家祠。1932516日,在县城背街陈家祠召开了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曾山继续当选为主席,胡海、陈正人、吴家俊先后任副主席。

   省苏最高权力机关为省苏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下设秘书

 

 

处、军事部、财政部、内务部、裁判部、工农检查部(含控告局)、土地部、文化教育部、劳动部、政治保卫局、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机构。当时省苏政府管辖的红色区域有18个县,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省苏附设江西省劳动感化院,驻社门前李祖樟家,院长刘筠松。江西省看守所驻筲箕窝,所长贺焕文。

   1933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从兴国迁往宁都。

   (三)江西军区在筲箕窝成立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由于赣西、赣南的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壮大,为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江西地方武装,193219,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改为江西军区总指挥部,指挥独立第23456等师及各县地方武装。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周子昆任参谋长,蔡会文任政治部主任。指挥部驻兴国县城北郊五里亭乡筲箕村。江西军区成立不久,陈毅就率领江西地方武装配合彭德怀红3军团投入了攻打赣州的战斗;7月,又率独立5师、6师,配合红1方面军主力攻打广东南雄水口。

   是年7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江西4个独立师合编为红21军、22军,江西军区另组建5个独立师,分别在广昌、乐安、武平、南丰、于都5县设立分区指挥部,指挥各县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19331月下旬,江西军区与省苏政府机关同时迁宁都县城北部李园村。

   (四)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在兴国

   1930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赣西南工农银行的基础上,组建江西省工农银行,又称江西省工农裕民银行,最初设在吉安东固,后迁永丰龙冈。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迁兴国县鼎龙水头庄;11月迁兴国县城。19344月迁宁都。

   (五)江西省邮局在兴国

   19322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赤色邮局,从于都平安寨,迁往

 

 

 

兴国县城社门前谢远潘家。局长徐丽源(后王群)。中央政府成立后,设立国家邮政总局,规定凡红军战士家信,一律销“免费邮戳”发送。当时,兴国的邮政干线主要有:老营盘——高兴——兴国,兴国——江背——胜利——瑞金,兴国——城冈——枫边——南龙,兴国——龙口——赣县江口,兴国——均村——万安,兴国——古龙冈——青塘——宁都等6条。在农村,五里为一站,派专人传递公文信件,便利党政机关工作交往,信息交流,促进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

   三、中共赣南特委在兴国

   1931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特区委,分设赣东、赣南、永吉泰3个特委,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

   6月16,中共赣南特委在兴国县城寿庭公祠(李家祠)宣告成立,书记陈毅,委员有陈毅、罗寿男、胡灿、肖自峥、张芳慧、李卓然等人。赣南特委领导兴国、万安、赣县、于都、信丰、安远、寻乌、会昌、南康、南雄等县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兴国中心县委,陈毅兼任兴国中心县委书记。

   6月21,中共赣南特委在兴国县城陈家祠召开了兴国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陈毅作了国际形势和政治任务的报告,罗寿男作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动员报告。会后,陈毅在县城孝睦堂调集兴国各区乡特务营、游击队、独立营,组建了兴国红色独立团,团长黄克逑。

   7月20,陈毅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动员赣南人民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21日,中共赣南特委发布第5号通告,指出“在斗争经验上,我们都懂得有健全的地方武装,是可以消灭反动地主武装,打破红白对抗……使白军靖匪一入苏区,就无只兵只将可以漏网”。与此同时,中共赣南特委在兴国还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6师,又称赣南独立师。

   特委机关始驻县城寿庭公祠,因战争需要,曾迁驻鼎龙张藻德家;8月中旬,迁往于都县城。10月,中共赣南特委随中共江西临时省委的建立而撤销。

 

 

 

第七章

“模范兴国”的“第一等工作”

 

 

   兴国,是苏区模范县。19335月,红1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曾在中央苏区一次会议上盛赞:“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

   1934年1月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在第2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给兴国的代表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

   从此,“模范兴国”闻名遐迩,传颂至今。

 

 

第一节   扩红模范县,兴国三个师上前线

   

   苏区时,为了开辟和发展红色区域,捍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兴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当红军。当时全县总人口23万,参军参战的就有8万之多,其中当红军的有5万余,每9人中就有2人当红军。毛泽东同志在193311月对长冈乡作了一个统计:长冈乡全乡437户人家中,当红军和外出工作的就有320人,占青壮年男子的80%。在当年的扩红运动中,兴国县上至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下至十四五岁的少年,几乎都曾报名参加红军,到处呈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其中,整师上前线的就有兴国新编第1师、兴国补充师、兴国模范师等3个师。

    兴国新编第1 193010月,中共赣南特委将兴国县赤卫

 

队、少先队中的精壮分子,编为兴国新编第1师,共1200人,辖3个团。师长吕宾,政委鄢日新,参谋长吕德贤。11月,该师成立师党委,书记徐丽源,委员胡承松、肖自峥、段于人、杨柳青、张恩仁、温祥睦、赖来根。

   19301011月间,兴国新编第1师曾配合红22军新编123师,先后5次佯攻赣州,直接威胁赣州守敌马昆旅。同年冬,兴国新编第1师与于都新编第2师、赣县新编第3师一道,配合红22军在赣县江口、茅店,兴国枫边、城冈等地阻击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1931年1月11,兴国新编第1师第1团编入红3军,第23团编入红12军。

   兴国补充师  1932年春,兴国补充团作为组织训练与输送新兵的常设机构,在县城背街孝睦堂成立,吕德贤任团长。同年秋,吕德贤病逝,黄克逑接任团长,部队被调往福建泰宁县配合红1军团410师同敌人作战,后被编入红10师。

   1933年春,红3军团在兴国组建补充第3团。该团先后接收5批新兵,每批8001 000名,经两个月军事政治训练后,送往前方补充红3军团。193381,中革军委决定各个军团组建一个红军补充师。是年冬,红3军团派裴周玉到达兴国,将补充第3团扩建为补充第3师,接受兴国、赣县、万泰等县的新兵。曾春鉴任代理师长,胡定坤任政委。

   19345月,经过两个月训练的兴国补充师7000余名新兵,全部上前线。其中补充红3军团5000人,红9军团2000多人。

   从兴国补充团到补充师,前后不到两年,共接受与训练新兵近20000人,对中央红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征前夕,该师取消建制。

   兴国模范师  土地革命时期,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在实行农村军事化过程中,规定715岁的少年儿童加入儿童团,1625

 

 

 

 

的青年加入少先队,2645岁的青壮年加入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赤卫队均属军事化组织。19303月,兴国县成立苏维埃政府,随即成立了兴国县少年先锋队中队部。少年先锋队寓兵于农,平时训练,不脱离生产;一旦上级下达命令,便开赴前线,配合赤卫军、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作战。

   19328月,兴国县抽调少先队、赤卫军的优秀分子,在筲箕窝组建了兴国模范师,共7000余人,辖5个团,1个特务营。师长钟元洪,政委谢远崧,参谋长邱会钰,供给部长谢持泮。19335月,兴国模范师全师集体报名参加红军。510,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14日,红1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兴国模范师发来贺电:“你们是全区模范的模范。”66,在筲箕窝广场,红军总政治部驻兴国扩红队长罗荣桓、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检阅了兴国模范师。陈毅代表中革军委向兴国模范师授“中国工农红军兴国模范师”军旗。被批准参加红军的兴国模范师全体指战员共5161人,从兴国出发,开赴乐安大湖坪整编,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第6师。这一壮举轰动了整个中央苏区,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不久,博生团、石城团、胜利模范师、瑞金模范师、于都模范师纷纷组建并加入红军。

   1934年1月31,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隆重的授奖仪式,亲自授予兴国一面扩红奖旗:“在战争动员中光荣的模范”。

   

 

第二节   经济建设的模范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红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支援革命战争,兴国县党政机关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在合作社运动、生产运动等各项经济工作中,兴国都是全苏区的模范。

 

 

     一、合作社运动

   兴国的合作社运动,早在1931年就开始组织,且门类齐全,效益显著。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组等,办得红红火火,是当时中央苏区惟一实现了每乡一个消费合作社和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县,是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的一面旗帜。

    消费合作社  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在上社区长冈乡古林(姑岭)村成立。开办时只有3人,李奎应任社长。他们用打土豪的100个大洋作本钱,同时请人将地主家的堂匾和祠堂匾上的金字剥下镀金,铸成首饰。他们带着现洋和首饰,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白区购回苏区奇缺的食盐、布料、西药等,卖给群众,深受群众好评。随着群众踊跃入股,合作社资金和营业额迅速扩大。1932年初,合作社改为乡办,1933年改为区办。至此,股金已增至1000多元,职工人数也大大增加。职工不领工资,自带饭菜到社里上班。大家要给他们每人每月补贴3元伙食费,他们也坚决拒绝。同时,他们不畏艰险,多次冲破敌人封锁线,到赤白交界的赣县茅店、吉安陂头等处设立采购点和储货栈。

   1933年,上社区消费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在全县迅速推广,各地合作社应运而生。至同年8月,全县已建立消费合作社137个,发展社员16000多名,月利润高达5000元,是当时中央苏区惟一实现了每乡一个消费合作社的县。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在总结消费合作社工作时说:“举工作最好的兴国的例子来看,全县合作社的营业(包括进出货)11月、12月两个月为115000元,1月、2月两个月为122000元。这就是说,每月平均有30000元以上的商品是经过消费合作社的系统供给群众的,每年经过消费合作社供给的商品就达36万元。以兴国17万人口平均计算,消费合作社已能供给兴国的每一个劳苦群众2元以上的商品。我们苏区现在的经济状况之下,这已经不能不算是一个令人注意的数目。”

   消费合作社还印发“红军家属优待证”,红属购货时享受九五折

 

 

 

 

优惠,并在合作社利润中划出5%的“优待红属红利”,用以购买商品慰问红军家属。1933812,中央政府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兴国县消费合作社总社在大会上介绍了兴国县创办消费合作社的经验。125,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兴国上社区消费合作社被评为苏区模范消费合作社,并获通报表扬和优胜奖旗。19341月,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工农兵大会上号召“每乡每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   

   粮食合作社  兴国的粮食合作社创办于1933年初。为了平抑粮价,打击奸商,先是在城市工人中集股200元,向政府借款100元。当年春荒时到万泰、公略(东固)县运进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给群众。至同年8月,全县已组建130个粮食合作社,社员达44000人,是当时中央苏区惟一实现每乡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县。如杰村区发展了7个粮食合作社,吸收股份1000份;鼎龙区有社员11000名,长冈乡的粮食合作社有220股。

   生产合作社  1933年春,中央苏区农具生产合作社的第一个工厂在兴国的古龙冈成立。工厂有30多个工人,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生产禾刀5000把,镰刀800把,输送到兴国、汀州、赣县、于都、会昌、瑞金等地销售。农具价格便宜,质量好,受到各地农民的热烈称赞。同年夏,杰村区杰村乡集股办起了锅炉合作社。

   犁牛合作社  为解决耕牛不足的困难,1933年夏,兴国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组织创办了犁牛合作社,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长冈乡每村组织了一个犁牛合作社,集股买牛,共同耕田。至19344月,全县犁牛合作社共有72个,耕牛121头,股金5168元,拥有社员5552名。当时《红色中华》报称,“中央苏区犁牛合作社的组织,以兴国、瑞金为最好”。

   兴国县还创办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等模范组织。耕田队是为了统一调剂劳动力,优待红军家属而设立的。早在1932年,全县就

 

 

 

广泛组建了耕田队为红军家属和在外工作人员的家庭耕作田地。他们自带干粮,不拿工钱。1012月,全县就组建了耕田大队232个,耕田小队1528个。1933年春,兴国县开始兴办劳动互助社,其主要任务是调剂劳动力,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寡老弱”以及社员彼此之间的团结互助。他们以村为单位,全盘计划,安排生产。互助社规定,对红军家属及孤老病残者,实行无偿帮耕帮种;社员之间互助则工时对除,工时不足的要补钱给工时有余者。至19344月,全县有劳动互助社1206个,社员51715人。组织最好的是上社区长冈乡和高兴区鸭子湖、上宝2 个乡。

   二、妇女学耕田

   由于紧张而残酷的战争,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在前线参军参战,根据地劳力严重不足。因而,发动和组织妇女投入后方生产,成了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1933 年红5月扩红后,长冈乡青壮年人口中3 / 4 是妇女。妇女们打破“女子不下田”的传统习俗,提出“妇女学犁耙”“妇女参加生产”的口号,在李玉英的带领下,经过老农民的精心指教,她们学会了犁田、耙田。还组织了一支130多人的“妇女代耕队”。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的进入生产战线中。”为了表彰长冈乡妇女的模范行动,19338月,临时中央政府奖给长冈乡一面锦旗,上书“奖给兴国长冈乡妇女成为生产中的能手”,还奖给长冈乡水牛、黄牛各一头,群众称之为“模范牛”。长冈乡的妇女还编了首山歌唱道:“我们有了模范牛,搞好春耕夺丰收;多打粮食给红军,消灭豪绅乐悠悠”。

   在长冈乡妇女的模范影响下,妇女学犁耙的运动遍及全县,许多区乡还组织妇女生产突击队,到生产落后的区乡去帮助生产,在村与村、乡与乡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据19341月统计,全县掌握犁耙技术的妇女有336人;至同年3月,即增至2440余人。至此,妇女已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解决了农村劳力不足问题,田间到处是穿着

 

 

 

红星、犁、锄图案围裙,吆牛耕田的妇女。

   三、兴修水利与消灭荒田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兴国很重视兴修水利,是当时苏区水利工作做得最好的县。全县各区、乡政府均设立了水利委员会,专门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据19345月统计,全县共投入87849个工日,修治陂圳820座,水塘184口,水车、筒车71部,河堤51处,可灌溉425951担谷田;同时投入240642个工日,新开陂圳477条、水塘49口,可灌溉94676担谷田。其中榔木乡就开了1座新的大陂,18座小陂。

   由于残酷的战争影响,苏区时各地都有不少田地荒芜。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收入,1933年春,县苏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消灭荒田”的号召,决定把荒田消灭在5%以内。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县广泛建立了耕牛站,发动群众集股买牛,由耕牛站代管代耕,并组织耕田突击队开垦荒地。仅1933年农闲时节,全县开垦荒田就达1480担。上社区杨澄乡红军家属钟氏一人,就开垦荒田18担。19342月,《红色中华》报道:“兴国、瑞金以及上杭的才溪的荒田,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同年5月,《红色中华》报赞扬:“在江西兴国、博生及胜利的许多区乡……不但完成了开荒计划,而且超过了计划;不但消灭了荒田,而且开发了许多荒土荒坝。”

   经过全县人民的艰苦努力,苏区兴国经济快速发展,群众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是全苏区经济建设的模范县。群众生活以长冈乡为例,193311月毛泽东作调查时,群众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衣增一倍”,“油有多余”。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信赖,他们更加真诚地拥护革命,把革命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支援革命战争。同时,经济发展亦为革命战争积累了大批资金和粮食。

 

 

 

 

 

 

 

 

第三节   支援革命战争的模范

 

   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苏区兴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活动,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众志成城援助革命战争。

   一是支前参战的模范。193210月统计,全县支前参战人员24361人,分布在各个支前组织。其中:担架队5024人,运输队6790人,破坏队2 474人,救护队2519人,向导队1546人,洗衣队3254人,慰劳队2754人。同年12月统计,直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地方武装,全县共有41502人。其中:兴国模范师5792人,赤卫军14364人,少年先锋队11607人,长期运输担架队1261人,短期运输担架队8 478人。参战组织健全,队伍庞大。只要前线需要,支前参战人员随时都能浩浩荡荡开赴前方。19327月,兴国县就派了7个连到赣信康边界配合红军作战,同时派2个连在万泰边界配合作战。19339月,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授予兴国“一切力量给予战争”的奖旗。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兴国县支前参战组织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19349月高兴战斗中,在前线帮红军修工事的兴国赤卫队员有1256名,帮红军搞运输的有5398名。同时还组织了几十个游击组,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碉堡。女子赤卫军也整连整排地上前线配合作战,担任火线上的勤务。连白军士兵也感叹说:“红军怎能不打胜仗呢?看,连女子都上火线了,男女老幼一样齐心啊!”   

   二是慰劳红军、优待红属的模范。苏区兴国人民把红军看作是自己的亲人。把慰劳红军的活动,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多次组织慰劳队伍,跋山涉水,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劳红军战士,到后方医院看护住院的红军伤病员,到路边、桥头、茶亭、坳口欢迎过往红军。

 

 

 

 

 

   193279月,兴国县3次组织慰劳队员830人,给部队送去布鞋、草鞋4631双,麻草鞋4014双,果品4575担,菜3745担,鸡鸭240只,鸡蛋1647个,其他用品1542件。

   同年1020日—1220,兴国先后派出慰劳队员527人次,给部队送去草鞋724双、布鞋440双、麻草鞋556双、套鞋2199双,雨笠133顶,毛巾275条、牙粉129盒,果品蔬菜312担、鸡鸭91只、鸡蛋1078个、猪肉45斤,现款51730元。

   红军新编3师一开到兴国,当地就组织180多名妇女帮助新战士洗衣服,送草鞋、果品、蔬菜等物资去慰问。19321023《红色中华》报载文称赞:“红军开到兴国时,那里的群众真是好,对红军的认识特别深刻。我们红军一到驻地,那些工农劳苦群众都欢天喜地,替红军扫房子呀!搬门板呀!煮稀饭呀!开欢迎大会呀!真是好极了,真是模范中的模范。”1933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兴国慰劳队上百人手提肩挑慰劳品,长途跋涉到宜黄、乐安一带慰劳红军,并深入当地群众宣传动员,鼓动他们卖米送菜给红军,替红军洗衣服。19345月,值兴国模范师上前线一周年,兴国县派出慰劳队到驻在广昌前线的模范师驻地慰问。兴国慰劳队的热忱,被称为“无异于给红军补充了大批弹药”,红军官兵感动得“决心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红色中华》报称赞“兴国是慰劳红军的模范县。”

 

   兴国县对于新战士的慰问尤其热烈,每次扩大红军都会准备大批慰劳品送给新战士。每当新战士出发远征时,兴国都会组织群众杀猪、送小菜、办酒席宴请新战士,募捐手巾鞋袜、牙膏牙刷送给新战士。举行晚会、敲锣打鼓欢送新战士。兴国模范师上前线时,高兴区的群众除送去草鞋、套鞋、青菜外,还杀了几头猪送去慰劳新战士。《红色中华》报称誉“兴国是慰劳新战士的模范县”。

    同时,兴国的茶岭、江背、樟木、古龙冈等地还设有红军医院和休养院。当地赤卫队把医院和休养院的砍柴、洗衣服等勤务包揽下来,轮流去

 

工作,不取报酬,每逢节假日还送去礼品。

   兴国的劳动群众,慰劳红军不怕牺牲,付出了血的代价。19319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刚刚结束,红军在兴国分散休整。兴国妇女赤卫军来到潋江河畔帮助红军官兵洗衣服,不料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刘先桃、康雅秀、刘日三、丁石秀、钟招娣、刘发秀、黄招秀、黄九秀等8名妇女不幸牺牲。

   优待红军家属,兴国同样是模范。苏区时,兴国县、区、乡政府都设立了“优待红属委员会”,下设耕田队和检查队。并设立优红谷仓、柴草屋、肥料所,广泛开展优红活动。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也去优待红属。仅19321112月,全县233个耕田大队为红军家属劳动了30万个工作日,党员义务劳动91748个工作日。19344月,中央政府内务部长梁柏台检查了兴国县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据他统计,当时兴国县有68所贮积慰劳红属的柴草屋,有17家把盈利用于解决红属困难的优待红属商店,有69个用来接济缺粮红属的优红谷仓,存有422担优红大米。为此,梁柏台称赞兴国县是优待红军家属的模范县,号召中央苏区“各地的优红工作,应当来学习兴国的实际经验”。

   三是认购革命公债的模范。为了筹措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资金,19327月—19337月,中央政府先后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总计680万元。三次累计,兴国县共推销公债83.56万元,占全苏区公债发行总金额的1/8,是苏区购买公债最多的县。兴国推销公债完全采取宣传动员的方式,启发群众觉悟,做到自觉自愿购买,废除强迫命令和平均摊派,每次均首先超额完成任务。如长冈乡推销公债,“全乡1500人,销了4500块钱公债”,“群众完全满意”。毛泽东评价道:“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933825《红色中华》报称赞:“自告奋勇推销公债,兴国是全苏区的模范县。”

   四是节省经费捐作革命战费的模范。节省粮食、节省物资、节省经

 

 

费,全力以赴保障对红军的供给,是苏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兴国县广泛深入开展“节省每一枚铜板”、“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活动。全县党员和干部提倡“节省办公灯油”“节省油墨纸张”“节省公家伙食费”;幼年儿童则“节省零花钱、零食钱”支援红军。1934年春,中央政府号召群众节省经费80万元,捐助红军战费。兴国热烈响应,发起节省竞赛,全县节省经费34万余元。劳动妇女的捐助表现尤其突出。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全县妇女就缴交“节省金”1.4万余元,“节省粮”150担。193443《红色中华》报称“兴国是模范县。兴国妇女也是模范中的女英雄。”“兴国是节省数目最多的一个县。”1934912,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各县国民经济部长和消费合作社主任联席会上,号召各县消费合作社捐助红军战费15万元,兴国一马当先,领头认捐4.5万元,并当即交款2万元,荣获第一名。

   五是粮食动员的模范。“粮食动员”,就是“动员群众借粮食给红军,动员群众捐献粮食给红军”。为了让红军吃饱,苏区人民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保证军粮供应。1934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紧急动员“借谷24万担”供给红军,兴国借谷20291担,超过任务8000余担;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发行借谷票60万担,兴国承担了5万担的任务,实际完成5.1万担,走在全苏区前列。在借谷运动中,兴国发起冲锋竞赛活动,群众互相挑战,订立竞赛条约。一比义务支援觉悟,不要红军归还;二比完成速度,按时把粮食送到前方;三比超额完成任务。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实行自带饭菜办公,不要公家伙食,在全县迅速掀起借谷高潮。在6月的借谷运动中,兴国城区工人展开了热烈的竞赛,党员范洪魁借谷25担,肖正树26担,曾照林105斗,结果城区3天便集中谷子700担;7月,城区再次开展竞赛,罗木桓借谷70担,谢熹荣70担,吕宜珍71担。许多女同志也踊跃参加,侯廷英借谷21担,谢士秀25担。因此,兴国仅4天时间就超过计划数。同时,许多干部群众纷纷把借谷票退还政府,表示义务送粮的决心。1934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为嘉奖兴国,特授红匾一块,题词“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红色中华》报为此号召中央苏区“学习

 

兴国粮食动员的光荣模范”。

   为推动苏维埃工作的开展,19331月,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会昌、宜黄、乐安、永丰、胜利、广昌、石城、宁都、信丰、于都等10县参观团来兴国参观了15天,“学习兴国这个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第四节   文化教育工作的模范

 

   苏区兴国的教育工作,在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36年,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300多所小学,约800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指陕甘宁边区)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下!”在后来出版的《西行漫记》中也有这样的赞叹:“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要高。”

   兴国县苏政府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30年县苏政府成立伊始,就在区乡政府专设文化委员会,管理文化教育工作,并在乡村建立了人民学校和平民夜校。人民学校又称日学,专施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平民夜校则对男女青壮年进行识字扫盲运动。

    一、苏区第一个师范培训班在兴国创办

   1931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在兴国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识字运动骨干培训班,专门培养扫除文盲的文化教员,共有学员90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设立了教育

 

部,将苏区原有的人民学校一律改称列宁小学,对苏区少年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徐特立将扫盲骨干培训班改为列宁小学教育训练班。李富春、曾山、陈毅、蔡畅、方维夏等领导同志都曾给训练班讲课,深受学员欢迎。训练班共举办两期,19325月底,第二期训练班(又称“列宁师范”)的100余名学员毕业,分配到各区乡列宁小学任教,有的还担任了校长职务,为兴国教育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成年人的识字运动

   苏区时,全县各乡村均设立了平民夜校,开展青壮年的扫盲运动。教员由当地有文化的人担任,白天做自己的工作,晚上去夜校教学员识字,不领薪金。每班学生1030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妇女一般占夜校人数的1/3。同时,各乡村还设有许多识字班,招收年龄较大和受孩子拖累的群众读书识字,教员一般由夜校学生担任。学员随时随地学习,教员边学边教。至19327月,全县已建立夜校1542所,识字班2182个,就学群众占总人数的75%,成绩优秀的学生摘除了文盲帽子,能读能写。

   以长冈乡和黄群乡为例,长冈乡有9所夜校,约300名学生,其中妇女占70%。夜校按学生不同程度分甲乙丙班,甲班学习算术、读报纸,乙班学习成年读本,丙班学习儿童读本。学生自备书笔纸墨灯油。高兴区黄群乡是个有900余人的偏僻山乡,但文化教育非常普及。全乡有15所夜校,90多个识字班,16岁—45岁的男女都已参加学习。各地还利用墙报、识字牌、读报班等形式开展识字运动。如长冈乡每村设有1块识字牌,挂在路旁的墙壁上,由列宁小学教师在上面绘图写字,供行人认读,一般两三天更换几个字。黄群乡有5个读报班,由群众买报让识字的人给大家朗读,经常读的有《红色中华》报。

   为了促进扫盲工作,各乡村还成立了“消盲干事会”,领导各地夜校和识字班的工作,会员普及率达70%,是扫盲运动中最广泛最有成效的群众组织。

    三、遍及城乡的列宁小学

   苏区时,全县各乡均设有人民学校,专施少年儿童义务教育。1931

 

11月,统一改称为列宁小学。至19327月,全县已建立列宁小学452所,达到每500人中办有1所,优秀学生已经能够书写信件、短文章和阅读报纸。

   以永丰区为例,全区共建16所列宁小学,每个学校有教员13人,学生少的有21人,多的达120人。区政府每月给每个乡补贴15元大洋教育经费。学生都加入共产儿童团,除学习文化外,还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毛泽东曾详细地调查了长冈乡的文化教育。长冈乡有4所列宁小学,每村1所。共有学生187名,占全乡学龄儿童的65%。列宁小学校长是兼职的,教员也是义务的,没有工资。但和乡苏维埃干部一样享受每日9分钱的伙食费,且家中耕作由劳动互助社帮助。学生按程度分为甲乙丙3个班,年龄一般在713岁,也有14岁—15岁的。学生不用交学费,但需自备书纸笔墨。因为生产很忙,劳力缺乏,通常半天学习,半天参加劳动。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曾号召“每个乡苏维埃政府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各乡村还建立俱乐部,下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组织开展群众文化体育活动。至19327月,全县已建立俱乐部212个。如长冈乡每村有1个俱乐部,俱乐部的墙报办在列宁小学,10篇文章约有8篇是列宁小学学生写的。黄群乡的晚会委员会经常排演新戏和开展化装演讲。

    四、兴国“蓝衫团”

   19335月,为领导“普罗”(大众)文艺,成立了工农剧社兴国分社。6月,组建兴国“蓝衫团”(演出团体,因演员都穿蓝布衫,故称为蓝衫团)。全团有40余人,多是从农村俱乐部抽调来的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男女。他们自带被席,经常跋山涉水,下乡巡回演出。凡是革命纪念日或有大型活动,都有蓝衫团的演出。19339月,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都召开,兴国蓝衫团为大会演唱了《巩固苏维埃》《十送红军》等文艺节目,受到好评。省委领导李富春、陈毅、曾山等还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奖给80块银元和13套服装。他们把这笔奖金全部用于添置演出道具。

 

   蓝衫团还经常深入火线,鼓舞红军斗志,瓦解敌军士气。193310月,他们前往赤色边区杨殷县慰劳红军。当地赤白对峙,常遭敌人骚扰。他们在枪炮声中照常演出,受到杨殷县政府的表彰,获赠布鞋100余双。19348月,蓝衫团深入高兴前线慰问演出。一天早饭过后,演员胡祥伟被敌人冷枪打死。团员们忍着悲痛,坚持演出,直到红军撤退才离开。

   除蓝衫团外,区乡还有俱乐部和宣传队。兴国模范师上前线时,县城搭起了五六座戏台,十几个宣传队、剧团同时演出,欢送新战士出征。一时锣鼓喧天,蔚为壮观。1934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兴国出发长征时,兴国蓝衫团在潋江河畔搭起戏台,一连演唱了3天。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后,蓝衫团随县苏政府机关和游击部队转移山区,直到被敌军包围在鼎龙茶岭才被迫解散。   

   苏区兴国的教育工作有着显著特点,一是组织健全、完善;二是妇女参加文化教育工作特别积极;三是党团组织重视教育,成为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核心;四是工会和贫农团等群众团体关心教育工作。

   1932年7月15,兴国县开展第一期文化工作竞赛。内容分学校教育、群众教育和俱乐部工作3个方面。文化工作竞赛活动的开展,形成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浓厚气氛,各区乡都希望在同年1015日的总结大会上获奖。

   1933年11月23—25日,县教育部和少共县委联合召开兴国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总结教育工作的成绩与教训,制定了文化教育的建设方案,确定了各区文化教育工作三个月的竞赛条约,把兴国的文化教育工作推向新高潮。

   1934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发“教育工作的模范——兴国”的光荣称号,并印发了《兴国乡村的教育》,向全苏区介绍和推广兴国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对兴国的文化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兴国学龄儿童总数为20969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失学的8163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10%。”“兴国夜学学生15740人,

 

男生4988人,占31%,女子10752人,占69%。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扫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全县有130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561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识字小组,有22529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该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了去。”

   同时,苏区兴国的教育工作,还紧密结合革命战争的形势,组织青少年儿童投入革命战争。当时,兴国714岁的儿童共有29163名,其中加入儿童团的有28714人,占儿童总数的98%19321011月,县儿童局在全县开展儿童工作竞赛,仅两个月,儿童们就动员了200多名青年当红军。在节省运动中,兴国县的儿童更是一个一个铜板地节省果子(零花)钱捐给红军,获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苏区《共产儿童读本》第五册就专门刊载《兴国儿童的节省运动》一文,赞扬兴国儿童,并号召各地学习兴国儿童的工作:“同志们!准备准备,时刻准备着,来学习这个光荣的例子吧。”193294,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政治部、少共中央局在瑞金联合举行少先队总检阅,有21个代表队参加,兴国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并获得奖旗、书籍、文具、奖章等奖品。

   

   

第五节   苏区干部好作风

 

    一、长冈乡的模范工作经验

   193311月,毛泽东就苏维埃选举运动、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与合作社运动等问题,对长冈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写下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地考察了长冈乡的工作,系统地总结了长冈乡苏的工作经验。

    (一)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

 

 

“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长冈乡划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望4个村,共437178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在乡的1464人。

   乡最高权力机构是乡代表会议。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苏政府领导班子,由乡苏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少共支书5人组成常委会,负责领导全乡工作。乡苏政府每天除1名常委值班外,其余4人下村督促检查工作,调查了解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乡苏设扩红、土地、土地登记、山林、建设、水利、桥梁、仓库保管、查田、教育、卫生、国有财产、防空防毒、没收等委员会,负责各方面的工作。

   长冈乡各村委员会连接了更广大的群众,“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他们实行代表领导居民制度,每个村代表领导2050名群众。每个村又选出 1名“值日代表”(又叫村代表主任),负责全村工作。同时还实行检查制度。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长冈乡的基层政权建设经验,指出:“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

   乡苏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搞好农业生产。当时,全乡外出当红军和工作的有320人,几乎都是全劳动力的青壮年,留下全劳动力159人,不到1/3。因此,劳动力的有组织调剂,成了生产上的突出问题。为此,他们在每村组织1个“模范耕田队”和1个“劳动互助社”,有社员300多人。耕田队和互助社合理地调剂和使用劳动力,除队员社员之间互助外,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寡老人。“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长冈乡因为80%的青壮男子都已去当红军,农业生产基本上依靠女子。涌现出许多“李玉英式”的犁田能手,显示了苏区兴国妇女的伟大力量。长冈乡约有1/4的农户没有耕牛,乡苏政府通过组织“犁牛合作社”,妥善地解决了这一困难。他们还发动群众,开荒筑路,兴修水利,开展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因此,长冈乡粮食增产,“蕃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油多有余”“花生比去年好”,全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

 

 

    (二)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

   “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食盐、布匹、药材奇缺。长冈乡的干部在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上,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从群众的柴米油盐到生老病死,从日常生活到文教卫生,他们都一一过问,切实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长冈乡是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他们非常注重社会救济工作,实行余缺调剂。贫农马荣海家失火烧了房子,乡政府发动群众捐钱、捐料,三天就帮他盖起了房屋。红军家属刘长秀粮不够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立即送米上门;小孩生了疮疖,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就亲自为他寻医问药。1933年夏荒缺粮,乡苏政府从200多里外的公略县办了便宜米救济群众。毛泽东说:“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道收月费而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指出的。”群众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毛泽东称赞和表彰长冈乡干部“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三)把解决革命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19337月,中央苏区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长冈乡认购了5 456元。在推销公债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大会动员和个别宣传相结合,领导和骨干相结合,大力宣传群众,把敌人封锁的状况讲给群众听,耐心细致地做好动员工作。因此,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而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扩红运动中,长冈乡的干部认真做好宣传鼓动,除大会动员外,还组织了扩红宣传队,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先有国,后有家,踊跃当红军,保

卫苏维埃”的道理,同时认真执行红军家属优待条例,切实解决红军家属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使全乡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在扩编“兴国模范师”的时候,不到3天,长冈乡就有50人报名当红军,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总之,长冈乡乃至兴国县之所以能成为全苏区的模范,是与兴国的党员、干部的素质和精神状态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苏区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在各项工作中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一首流传在苏区的兴国山歌真实地记录了苏区干部的精神风貌: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1933年,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吴亮平在苏区中央局《斗争》报撰文总结了兴国的经验:第一,具体的切实工作计划;第二,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第三,广大群众积极分子的参加;第四,经常的工作检查;第五,工作经常性与突击性的密切联系。

   1934年1月27,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称赞“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在大会上,毛泽东向代表们赠发了《长冈乡调查》,称赞长冈乡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长冈乡的干部是“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欣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与兴国的代表。为鼓舞全县人民争取永久的模范县,兴国县的代表把它带回制成四块匾额,高挂在县城东、南、西、北的四个城门上。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突起的兴国模范县和长冈模范乡,创造了成绩显著的“第一等工作”。兴国的干部与整个中央苏区干部一道,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育下,共同创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苏

 

区干部好作风,对当代和后代的干部作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含义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苏区党和人民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吸取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孕育而成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倡导下和经由无数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而逐渐形成的。当年,面对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党和人民要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克敌制胜,就必须紧密地依靠和联系群众;就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必须百折不挠,锐意进取;就必须敢于牺牲,廉洁奉公。苏区干部好作风有其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的工作态度。

   1、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苏区时,每一个共产党员都知道:共产党不为自己谋私利,专为穷人谋利益;共产党员必须真心实意地为革命事业、为群众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鲜血和生命。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灵魂不断得到净化,虽然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妻儿家小,也有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头脑中所想的,首先是革命,是群众,是工作,而对个人的利益考虑甚少。每当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都能自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兴国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胡灿,在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后,写信告诉妻子赵自如说:“房子烧了不要紧,只求人在值千金,共产主义定实现,阶级仇恨永记心。”由此可见,支撑苏区干部为革命忘我工作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投身革命,既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天下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百姓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彻底的解放。1934年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江善忠,被敌人包围在长冈乡合富村冰心洞的芒槌石上。当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时,他宁做鬼雄,不当俘虏,毅然咬破指头用鲜血在自己的衬衣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的铿锵誓言后,跳崖牺牲。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19294月,毛泽东首次来到兴国。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上,他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随时随地地注意密切联系群众,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

   由于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所以他们能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抛弃个人利益,虽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能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既为群众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赢得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拥护和支持;能自觉保持“自带干粮去办公”这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群众心目中树起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崇高形象;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去影响群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真正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长冈乡是模范乡,他们的经验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勇于拼搏,勇于献身,是苏区干部的一大特点。他们虽然掌握着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权力,但他们不是高踞于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而是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没有一点特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区时期,正是战争年代,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质生活异常艰苦。当时,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只有少量伙食尾子。1933年冬,为了克服困难,节约经费,家住苏区本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自愿从家中背米去办公,且每天只吃两餐,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当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就带头从家中背米去省苏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妻子一时不理解,埋怨他:“当个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有用。”刘启耀耐心地给她讲道理,说明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妻子的思想终于通了。后来,刘启耀没有时间回家背米,

 

 

她妻子就从龙口家中挑米送到宁都。见到刘启耀,便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听后,笑呵呵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1935年初,刘启耀在宁都领导游击战争时被敌人打散,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不敢回兴国,就在遂川县一带乞讨度日,但谁也不知他腰间竟藏有不少金银。他知道:这些金银,是党委托保管的,是用于开展革命活动的,自己再艰难,也不能随便使用。1937年初,他联络了一批隐蔽在各地的苏区干部,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 这时,他才将珍藏的金银拿了出来,被人戏称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4、以身作则、模范带头的工作态度

   兴国的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其主要经验,就是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能起榜样示范作用。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和完成的革命任务,干部和党员首先去做,做群众的表率。在艰巨的革命战争面前,兴国县制定了党员和干部的“十带头”制度,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优待红属带头。同时提出要成为“四个模范”,即:扩大红军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长冈乡新溪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在动员群众借粮支前的大会上说:“我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红军吃饱,好消灭白狗子,保卫根据地。”会上,他毫不犹豫地带头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度春荒稻谷全部借给红军兵站,而自己和老婆、孩子坚持吃青菜杂粮度日。在公债发行中,县苏政府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庭,为了带头买公债,把妻子卖猪的钱都拿去用了;长冈乡购买公债最多的一户就是长冈村代表主任、中共党员万必才。

   苏区干部好作风,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基本方面,其本质涵义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其核心和特征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因为:

   第一,党在苏区时期实行的根本工作路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动员和依靠群众。1934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深刻地阐述了动员群

众参加革命战争和关心群众生活的辩证关系:“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还特别强调要解决好工作方法问题,“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经验总结。正是由于苏区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才动员和团结起千百万群众,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才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第一、二、三、四次疯狂“围剿”,建立并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政权。

   第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又集中体现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当时苏区干部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说到底,都是做群众的工作。表现在:一是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苏区干部无不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二是组织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扩红”运动和反“围剿”斗争中,只有23万人口的兴国县,加入红军的就有5万多人,支前参战的3万多人,足见苏区干部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三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首倡调查研究之风,并身体力行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给苏区干部以极大的教育。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下,广大苏区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倾听民声。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代表联系制度,经常倾听群众意见,把正确的意见及时采纳到工作中去。可以说,离开了群众路线,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无从谈起,各项工作都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动力和源泉。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苏区党的干部必须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

 

 

一起。正因为这样,广大苏区干部才能抛弃个人利益,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才能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才能自觉保持“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创造“第一等工作”。

    (二)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原因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首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苏区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黄公略、李富春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兴国工作和战斗过。他们带着红军指战员在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给苏区干部带来了红军作风的源头。同时,他们又投身于苏区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与广大干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先进思想、道德风范和远见卓识,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培育和发展了苏区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和影响下,苏区干部好作风应运而生,蔚然成风。

   其次是广大苏区干部执着追求的结果。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苏区各级党组织极为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为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甘当人民公仆,廉洁奉公,模范带头,身体力行,自觉为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去拼搏、去献身。

   同时,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干部监督机制,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保障。苏区时,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斗争环境和斗争需要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选民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出质询。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代表,只要有10个以上选民提议,经半数以上同意,即可撤销其代表资格,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苏区各级干部都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各级党组织均设有监察委员会,各级政府均设有工农检查部和工农控告局,并设有“工农控告箱”。群众对于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坏作风、坏现象,可以随时向控告局告发,并受到法律保护。各级工农检查部还经常组织“轻骑

 

 

队”“突击队”,微服私访,突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绳之以法。各种报刊还辟有“铁锤”警钟”等专栏,专门揭露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各种坏作风,有效地保证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和保持。

 

 

 

 

 

 

 

 

 

 

 

 

 

 

 

 

 

 

 

 

 

 

 

 

 

 

第八章

中央红军主力从兴国出发长征

第一节    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战场

 

一、蒋介石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灭共之心不死,1933521,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开始筹划对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采取了许多新的手段。

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统治,颁布《整理保甲方案》,在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加紧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严格控制居民言行。

在经济上,大举外债,增收捐税,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

在军事上,聘请一批德、意、美军事专家当顾问,制定出“堡垒战”、山地战与搜索战的新战术,并在庐山进行军官训练;对部队进行整编,并在师团两级增设侦察队,扩充运输队,以适应山地作战需要;到处招募新兵,扩充兵力。

1933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100余架飞机进攻中央苏区。

二、西线战场

19339月下旬,蒋介石妄想一口吞掉苏区,便以31个主力师,向中央苏区分6路推进。于是,东起福建武夷山,西至江西赣江,形成了东、西两线主要战场。西线战场为公略、永丰、万泰、吉水、新干、宜黄、兴国等地。在敌人6路进攻中,有2路对准西线。一路是薛岳指挥的第6纵队

 

 

4个师,从永丰龙冈推进;另一路是从北线广昌调过头来的周浑元第8纵队6个师,从万安良口、武索和泰和渡赣江,向高兴进攻。

(一)老营盘阻击战

193311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工人师(中央警卫师)和红6师调赴西线与江西军区领导的2团、3团、13团及各县警卫营、赤卫军等武装力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军,陈毅兼任西方军总指挥,郭天明任参谋长。布防在赣江东岸的泰和、永丰、吉水和乐安一线,以阻击国民党西路军的进攻。193428,工人师改编为红23师,下辖676869三个团。

西方军成立伊始,就担任阻击敌人进攻西线的艰巨任务。陈毅根据西北线处于敌人堡垒封锁线的情况,指挥西方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频繁出击,屡屡获胜,在新干活捉国民党第2师师长李向荣。1934年春,国民党薛岳纵队由北线调西线,以599293994个师经龙冈南侵兴国古龙冈。324,西方军在乐安大湖坪伏击薛岳部1个团。430,敌99师向龙冈发起总攻,陈毅指挥23师与敌人在街道小巷展开肉搏战,击毙敌副团长以下四五百人。接着,在龙王阁伏击敌人2个团,在富田袭击敌59师。

68,敌92师脱离碉堡群,进攻银龙下红独立2团火烧山阵地,我军诱敌深入,发起反攻,歼敌1个团。薛岳纵队便龟缩堡垒不动。

6月中旬,西线战场有我地方武装11师、13师,赣江独立团改编补充后的61团、62团、63团及红6师。

8月上旬,国民党第3纵队向石城进攻;第6纵队向兴国古龙冈进攻;而周浑元第8纵队则向兴国的老营盘迅速推进。  

88,敌周浑元第8纵队第5师由万安向东往兴国推进,13师、96师由泰和古陂向南往兴国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两路敌军步步进逼兴国。9日拂晓,周浑元以96师为主攻、13师配合,由泰和古陂进攻沙村,但遭到守备沙村的红3军团第6师的英勇还击。然而,这时红军作战完全受李德、博古的遥控指挥,前线没有主动权。由于采取消极防御、

 

 

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敌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下,我军工事大部被摧。红军完全陷入被动之中。10时许,红6师只得撤出沙村,退至老营盘。

老营盘,山势险恶,坡陡壁峭,是泰和通往兴国的必经之路,亦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8月下旬,敌周浑元率领第13师、96师凭借猛烈炮火与优势兵力,向老营盘猛攻进逼。陈毅指挥红61团、62团、63团,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挥红3军团第6师,在“保卫苏区!保卫兴国”口号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凭险扼守老营盘隘口。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30日,我军被迫退出阵地,向高兴方向后撤。91,敌周浑元第8纵队占领老营盘。

 8月28,陈毅在老营盘负重伤,警卫员黄朝天找来当地老表,用简易青竹担架将陈毅送往红军后方医院。事后陈毅深有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二)高兴圩保卫战

鉴于西线战场形势吃紧,中革军委命令红5军团第13师、34师从广昌、宁都一线,火速调往高兴圩以北、老营盘地区以南,和红3军团第6师并肩作战。同时将在崇贤圩由红616263团编成的红21师,调到兴国北面和红23师一起抗击薛岳纵队南侵。

94拂晓,敌周浑元部进攻高兴。敌5师从万安出击高兴圩以西;敌96师从老营盘南下,正面进攻高兴圩以北;敌13师迂回侧翼,向高兴圩、墩丘、山科寨脑岽一线进攻。

面对敌人的进攻,中革军委于当日12时发出火急电令:命令红6师扼守兴国蓝田圩以西寨脑岽之地域;命令红5军团34师扼守墩丘以东第三道防线,在其北侧进行运动防御,在其南侧迅速构成第四道防御支点与蓝田圩以西之点取齐;命令红5军团13师于95拂晓赶到红3军团6师守备地域为突击队,接替红6师防务。

9月上旬,红5军团13师扼守蓝田圩一线,34师扼守新田一线;红6师为预备队,与敌人进行着艰苦的堡垒战。敌周浑元纵队以第5师、96师为主攻,第13师为助攻,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新田、蓝田圩一线猛

 

攻。从94起,素以防守著称的红5军团,与周浑元纵队激战半个月,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9月中旬,红1军团1师、2师,从福建温坊撤出战斗,途经瑞金,到达高兴圩前线。军团部驻高兴通天岩,红1师接守新田防务,红2师留在高兴蒙山作预备队。此时,高兴地区共有主力师5个,红军力量大大加强,但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实施李德的“短促突击”战略,反而将原有的阵地丢失。22日,周浑元纵队进占蓝田圩、新田,红军退守高兴圩的竹篙山、狮形寨一带。

9月下旬,敌周浑元纵队加强攻势。我红5军团13师、34师守备竹嵩山一线,红1军团1师、2师守备狮形寨一线,红3军团6师在西山筑堡防御。周浑元以为不难乘势打下兴国县城,即命令第96师构筑好沙村至高兴圩之间的碉堡公路;第5师构筑好万安至兴国茶园、均村的碉堡公路(天虎山封锁线)后,第13师占领高兴圩南端阵地。

 9月30早晨,敌周浑元纵队以第5师、96师为主攻,第13师迂回侧翼,向高兴圩、狮形寨及其附近一带高地红军的30余座堡垒发起了猛烈进攻。红1军团1师、2师和敌激战数小时后,被迫撤离,退守在高兴圩以南的丘陵地带,继续抗击敌人。上午11时,周浑元纵队侵占高兴圩。

高兴战斗,历时近1个月,红军指战员在从老营盘到高兴圩几十里的沿途村庄长迳口、墩丘、禾杠坑、新田、蓝田圩、高多、上密、竹嵩山、狮形寨等地英勇作战,阻滞了敌人迅速南下,为红1方面军集结于都、实行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第二节   红军第8军团在兴国建立

 

老营盘失守后,由于陈毅负伤,原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赐凡接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职务。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组建的西方军司令部,已不适应西线战场的作战指挥,因此中革军委决定撤销西方军司令部,同时将西方军所辖616263团编为红21师,并准备与第23师合编组成红军第8军团,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

193498,第616263团在兴国崇贤合编,正式成立中央红军第21师。师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唐竣,政治部主任罗荣桓。23师师长为李干辉,政委周子昆。

99,红21师奉命向古龙冈方向转移,准备参加古龙冈一线的保卫战。11日,国民党军薛岳第7纵队再次南侵,红2123师在雄口、雄岭、古龙冈一带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921,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团在兴国良村雄岭下正式成立。辖红21师、23师。由周昆任军团长,黄苏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8军团组建第二天,红21师奉命赶到雄岭,接替了红23师的阵地。随后,红21师在雄岭左翼,23师在右翼,开始构筑工事,准备阻敌。

922,敌薛岳亲自督战,以93师为右翼,59师为中路,90师为左翼,92师为预备队,对雄岭一带大举进攻。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根据我军的作战部署,红8军团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往古龙冈方向撤退。

923,敌薛岳纵队在西线沿龙冈方向向雄口一线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薛岳亲自指挥935990924个正规师,采取“轮番攻击,交替前进”的战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首先向雄口发起猛烈攻击。红8军团遵照中革军委指示,依托工事,顽强阻击敌人,给进犯之敌以很大杀伤后,又撤退到南坑、花头、上流、中流、下流一线,节节阻滞敌人的攻势。929,红8军团21师、23师退守在古龙冈以北的天子嵊、镇寇塔、歼

 

 

飞坡地区,利用险峻的山势,继续阻击敌人。

这时,蒋介石向薛岳发出命令,要他在9月底占领古龙冈,以策应敌358纵队攻打石城、宁都、兴国。薛岳便不惜血本,命令其第7纵队所属4个师在古龙冈以北地区反复进攻。但在红8军团的顽强阻击下,敌军始终未能越过古龙冈,策应敌358纵队攻打石城、宁都、兴国的计划也就宣告失败。

 

 

第三节   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

 

1方面军在长征前夕的910月间,在反“围剿”的西线战场——兴国高兴圩和古龙冈地区,打了一个多月的阻击战,阻滞了敌北路周浑元、薛岳纵队的南下,使苏区主力红军赢得了突围转移的宝贵时间,并掩护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往于都的安全集结和胜利突围。兴国阻击战,为红军补充兵员、筹备粮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红军准备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战略转移的命令后,在兴国的红军各军团相继在兴国集结休整,踏上长征路。

6师集结转移  最早撤离兴国的部队是红6师。96,红65000余人,将高兴的防务移交给了红5军团13师,在高兴与蓝田圩之间的地区整顿后,秘密转移到兴国城南地带。9日,在袁国平(军团政治部主任)、曹德卿(师长)、徐策(政委)率领下,集结在筲箕窝。12日,红6师撤离兴国经竹坝、洪门开往石城。

1军团撤离兴国  1934年10月6,红1军团将兴国城北至高兴圩的防务,移交给红5军团。军团19800余人(含机关,除第15师),在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带领下,秘密撤到兴国城南的竹坝、洪门一带休整,于109离开兴国,开往于都集结,准备突围转移。

    

 

8军团撤离兴国  1934107,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红8军团务必于9日撤离古龙冈地区,经社富开往于都。红8军团一直坚持战斗防御到8日晚21时,然后边打边撤,于9日中午抵古龙冈圩。而后,红8军团10922人,在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带领下,来到社富集结休整补充,随后作为中央红军的右翼后卫,在于都孟口渡江,踏上了万里长征路。

5军团撤离兴国  最后撤离兴国长征的部队是红5军团。10月中旬,红5军团在兴国城北的文溪、石富一线阻击周浑元纵队的攻击,这是西线战场上坚持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激战从101113日持续3天。红5军团采取白天后撤,晚上突击的战术,消灭了不少敌人。13日,红5军团1337团在团长刘佩都、政委谢良的率领下,在石富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六七次进攻。当晚下半夜,奉命撤到洪门。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政委曾日三、参谋长刘伯承等在洪门少姑尹氏宗祠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宣布了将阵地移交,红5军团向于都转移的命令。

   10月14,敌军占领了兴国县城。10月16,中革军委命令江西红军独立3团、13团到达兴国以南及东南地域,接替红5军团的防务,抗击周浑元纵队南下,掩护红5军团撤退。

1017,红5军团将兴国城南防务移交给江西红军独立3团,全军团12168人,于当晚撤出战斗,边行军边补充新兵和物资。19日经社富、五龙圩,到达于都孟口渡河,作为红军长征的后卫部队,开始出发长征。

这样,中央红军有7个师(红1军团第12师,红3军团第6师,红5军团第13师、34师,红8军团第21师、23师),合计4.5万余名指战员(占参加长征红军总数8.6万人的一半),从兴国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

 

 

 

 

 

第九章

支援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

兴国儿女在长征中

 

第一节   支援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一、猛烈扩红,为中央红军补充兵力

19345月,为保证突围转移有足够的兵力,中革军委发表宣言,号召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提出在567三个月中扩大红军5 万人。兴国积极响应,在当时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入伍的情况下,仅在56月就扩红5000余人;9月,再次响应中央紧急扩红号召,动员1600余人当红军。这一年,兴国扩红8400多人加入中央红军,占中央苏区为中央红军长征补充兵力8万人的1/10。其中,补充红3军团5000多人,红8军团2000多人。

二、踊跃支前,为中央红军长征支援粮食,提供战费

1934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号召,紧急动员苏区群众借谷24万担充作军粮,支援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短短一个月,兴国人民共借出谷子20291担,大大超过12000担的任务。7月,中共中央再次号召群众借谷60万担。在国民党经济封锁造成物质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兴国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又一次借出51000余担,超出任务1000多担。

1934年春,中央苏区号召全苏区节省经费80万元,捐助红军战费,兴国群众热烈响应,发起节省竞赛,节省经费34万余元,是中央苏区节省数额最大的县。912,在瑞金开会的兴国消费合作社代表积极捐助红军战费,带头认捐4.5万元,几乎占去会议捐助总数15万元的1/3

 

 

为了充实中央红军长征的物资,兴国群众还为红军捐送50万双布鞋草鞋、大批军需用品以及毛衣、被毯等。

三、顽强牵敌,兴国掩护战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条件

兴国掩护战,是红1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夕坚持的最后一仗。敌我双方参战部队和参战人数较多,战斗激烈残酷,时间长达3个月,钳制了“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做好集中部队、补充兵员、筹备粮草、扩充战费、保障供给等各项长征准备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为中央红军安全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掩护中央红军南下突围长征,兴国群众自愿组织起来到火线上配合红军作战。19349月,兴国1256名赤卫队员帮助红军修筑工事,5398名赤卫队员帮助搞运输。特别是当主力红军出发后,兴国独立3团和几十支游击队继续与敌周旋,拖住敌人兵力,掩护红军转移。并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造成各种假象迷惑敌人,使敌北路军直到占领宁都后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到11月上旬还以为我中央机关仍在中央苏区,蒋介石直到11月中旬才彻底弄清中央红军西移的战略意图。

 

 

第二节    6师在长征中

 

3军团6师(即兴国模范师)是兴国子弟兵,全师除少数干部外,指战员清一色是兴国人。出发长征时,师部主要领导是:

                      曹德卿

            政治 委 员     

                    杜中美

            政治部主任    欧阳钦

全师共5000多人枪,辖161718三个团:

 

 

 

 

16          李寿轩

         政治委员   刘随春

         参 谋 长   陈世明

17           王松青

         政治委员    甘渭汉

18           曾春鉴

         参 谋 长    吴子雄

19341021晚,中共中央机关率中央红军共86000余人,向国民党军在信丰、于都边界王母渡、韩坊、古陂、新田一线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突然攻击。

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由广东军阀陈济堂部驻守。封锁线是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按照西方现代化军事防御手段,使用了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修筑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工事分为三层:第一层由铁丝网、竹桩、鹿砦组成,并埋设了地雷;第二层为深沟、暗堡;第三层是高墙、堡垒。国民党军认为红军没有坦克和重炮的装备,这样的工事已经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为了顺利突围,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代表与陈济棠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其中提到“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在突围前,曾将红军借道的路线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进入湖南,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但是,陈济棠当时要回避蒋介石派到他部队里的特务,无法把“同意借道红军经过”的意图通知前线中下级军官。因此,当红军发起进攻时,广东军抵抗很激烈。

3军团担任全军的右路先锋,经过半天激战,率先突破封锁线。22日午前,红4师攻占了白石圩。午后2点,红616团胜利攻占了韩坊。下午,红6师另2个团乘胜追击,攻占了固陂,并前进到砰石,掩护中央纵队通过封锁线。

23日,广东军队边打边撤。26日,中央军委正式通知红军前线部队,陈济棠部队已答应红军借道经过,故对撤退的广东军队不得追击和俘其

 

官兵。

27日,红6师占领崇义县城。

29日,红6师和5师奉命担任军团左纵队,由崇义的稳下、左溪、关田、文英、热水一路,向汝城方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构筑在湘赣边界的第二道封锁线。

113,红3军团以4师主攻汝城,5师在汝城以东设伏打援。6师在汝城连珠岭、东冈岭一线构筑了工事,准备和红5师一起伏击资兴、桂东增援汝城之敌。当日,红4师攻打汝城未克,军团领导立即改变战略,让4师监视汝城之敌,由5师、6师在汝城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1146师和5师在汝城南面的天马山、大来圩、官路下一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很快,中央红军全部在汝城至城口之间通过封锁线。

118,红3军团以6师两个团配合红5师,直插湖南宜章县城,准备打破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第三道封锁线。9日,军团部命令红5师攻击良田,警戒郴州方向的敌人,掩护6师攻击宜章城。6师附2个迫击炮连和1门山炮,向宜章城进攻。攻下章桥市后,得知国民党军主力尚未赶到宜章城,只有数百名民团防守。师长曹德卿立即确定了一个智取宜章的计谋,亲率1个连,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轻装前进,向宜章疾进,一路“赚”取了不少敌人的堡垒。

1110,红6师以16团为先锋,冒着大雨,在距宜章15公里的白石渡击溃民团的阻击,并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宜章守敌猝不及防,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应战。16团为避免伤亡,准备等待炮兵赶到后发起攻击。当晚,在宜章城的东门和南门做好了攻城准备。半夜时,宜章守敌弃城而逃。

1111拂晓,宜章城门大开,城内群众热烈欢迎红6师进城。红6师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3道封锁线立下了首功,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

中央红军在突破3道封锁线后,未能向湘潭、宁乡、益阳一线挺进,威

 

胁长沙,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找战机,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湘粤桂边界的崎岖山道上缓慢移动,蒋介石得以从容部署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使中央红军陷入湘桂军阀40万大军的夹击之中。

11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残酷的大战——湘江之战爆发。湘江之战中,广西军阀为保存实力,让开了一条通道,让红军通过。由于中央纵队过于庞大,行动迟缓,未能及时通过湘江。当广西军阀和湘军再次封锁湘江时,红军陷入重围。1128开始,红3军团担任中央纵队的右翼掩护任务,在湘江东岸与敌血战3天。30日中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红3军团胜利完成掩护任务,留下红618团在湘江东岸接应红8军团。

1130下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江东只留下红618团和红5军团34师,陷入了广西军阀8个整编师的重重包围。18团在陈家背被敌3个师包围,血战一天,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湘江之战,兴国模范师伤亡过半。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在贵州黎平整编,红8军团被撤销番号,战士并入红3、红5军团。红618团重建后,参加了攻打黄平、瓮安等战役。193515,红6师参加突破乌江战役,攻占楠木渡,架浮桥掩护军团部渡过乌江,并掩护红1军团夺取了遵义城。

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军吴奇伟部企图偷袭遵义,红6师在尚稽镇、懒板凳一带阻击敌人,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后,为了加强部队的机动性,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在湘江战役伤亡较大的红6师被缩编为独立团,团长李寿轩,政委余瑞祥。这次整编史称“懒板凳整编”。

19351月下旬,独立团参加土城战役。28日,与敌血战一天,由于情报失误,守敌超过预计数倍,红军攻城未果,险些陷入重围。中央红军再次遭到重大伤亡。210,红3军团在四川扎西再次整编,红3军团取消师部建制,编为4个团。原第6师师长曾春鉴、政委徐策奉命率领一部分武装留在滇黔边扎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新苏区。

   

 

兴国模范师从193210月建立以来,从兴国地方武装发展成为中央红军的12个主力师之一,是中央苏区惟一一支整师从地方武装编入主力师的部队,19336月编入红3军团后,转战南北,身经百战,无愧“兴国模范师”的光荣称号。

 

 

第三节    浴血长征路

 

苏区兴国是参军参战的模范县,有8万人参军参战。在苏区时期,曾有“没有兴国人不成单位”的诙谐说法。中央红军人数最多时不过12万人,而兴国县先后有5万人编入。据烈士名册统计,兴国县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达12038人。相当于长征路上的每一公里,就长眠了一位兴国烈士的英魂。

在长征路上,兴国籍的红军官兵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

陈奇涵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曾任红1军团参谋长,在长征前受到党内宗派主义的打击,一再降级。长征时,他已成为自背行李徒步行军的科长了,因为他有熟练的军事技术,擅长架设浮桥,才被带着长征。他凭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带着不公正的处分,走完漫漫长征路,到达陕北后,才得以平反并出任红15军团参谋长。

19356月,红1方面军与红4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朱明,因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而受到打击报复。张国焘把朱明削职并派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懋功县任县委书记。朱明在懋功县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3个月后,他带去的1个连就发展成为有4个连的懋功独立营,创建了一块稳定的红色根据地。19364月部队到达甘孜后,张国焘再次把朱明派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甘孜朱倭区担任区党委书记。企图利用藏汉矛盾,实施他借刀杀人的

 

 

阴谋。朱明到朱倭后,身体状况恶化,精神压抑。待病情略有好转,便深入群众开展工作,还主动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接触,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在朱倭3个多月,不但没有被藏族人杀死,反而成为藏胞的朋友,连寺院喇嘛都给他送饭送药,保护他的安全。  

19356月,红14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吕黎平被选调到4方面军司令部任作战科副科长。99下午,吕黎平在机要室看见机要员陈茂生在翻译一份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大意是要陈昌浩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北上计划,随他们南下。他和陈茂生把电报交给叶剑英。叶剑英连夜骑马赶到十几里外的牙弄毛泽东驻地,将这份电报交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红1方面军第二天晚上单独北上,脱离红4方面军的控制。并让叶剑英返回巴西找地图。第二天,吕黎平将仅有的一张甘肃省地图从铁皮柜里取出来,交给了叶剑英。当晚,叶剑英带着这张珍贵的地图赶到牙弄,交给了毛泽东,自己也随红1方面军北上。

长征途中攻占会理一仗,担任红1军团113团特派员的杨卓,腿部负了伤。组织上决定把他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他坚决不同意。他要求组织上发给他三颗防身的炸弹,万一掉队落伍,就拉响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了他三颗手榴弹,让他跟随团卫生队行动。就在过草地前六七天,医生给他动了手术,把子弹取了出来,但还有三块弹片不能取。后来,他果然掉队了,幸被当地群众救治。但他的腿却残废了。他把三颗手榴弹一直带在身边,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像一只离群的孤雁,一步走、一步爬,艰难地行进在荒漠的大西北,追赶红军队伍。终于到了延安。

西路军23师政委谢良,在西征祁连山的山丹县十里铺战斗中腿部受伤,血流如注。但他一直坚持到把敌人的进攻打退以后,才到卫生部治疗。当时伤口恶化,发高烧到摄氏40多度。没有药,医务人员便用冰块给他退烧。过了十几天,腿冻坏了,五个脚趾坏死了,医生就把它截掉了。战斗失败后,西路军退入祁连山打游击,无法携带伤病员行动。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发给谢良三块银元作路费。谢良和军参谋长李屏仁带着警卫

 

 

员、饲养员下山往北面的大森林走去。过了几天,敌人搜山来了,谢良和李屏仁动员警卫员和饲养员逃出去找部队。后李屏仁牺牲。谢良含泪掩埋了李屏仁的尸体,一个人爬行下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一条腿到达了延安。

中华苏维埃政府电台分队政治委员龚兴贵,19356月随电台调到红4方面军工作。部队到达草地旁的阿坝、卓木碉一带时,张国焘分裂中央,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南下芦山、天全。由于军事上失利,部队被拖回到四川西北,在人烟稀少、严寒无粮的地区来回折腾近一年。后来,龚兴贵又随红4军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193610月,龚兴贵随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们苦战6个多月,得不到补充,部队弹尽粮绝,只好向祁连山区突围。由于敌人前堵后追,在喇嘛寺等地,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西路军失败了。突围后,龚兴贵和战友刘生标进入了戈壁滩。白天,用沙子将身子埋住,只留下头部在外边,渴了用自己的尿解渴;晚上,向群众问清敌情和方向后,摸索着向陕北走去。为了分头找吃的,他俩又走散了。龚兴贵成了一只失群的孤雁。不知走过了多少荒漠,熬过了多少饥肠辘辘的日日夜夜;也不知闯过了多少道敌人严密把守的哨卡。但龚兴贵始终信念不改,不找到党和红军,决不停步。在沿途群众的救济和指引下,经过艰难跋涉和与病魔的艰苦斗争,龚兴贵终于在镇原县找到红军援西军。当时,他已被伤寒折磨得骨瘦如柴,形容枯槁了。这段艰难的历程,在他后来写的一首诗中有真实的描述:“孤雁失群苦,行程倍艰难;饥肠辘辘步步愁,关卡道道时时险;戈壁白日似火海,黑夜寒风鬼胆寒……”

在长征路上,卫生队指导员马泽迎收养了一个婴儿,婴儿的父母在战斗中牺牲了。马泽迎背着孩子行军打仗。宿营时,他像母亲一样把孩子搂在怀里,嘴对嘴地给孩子喂食,为他把屎把尿,洗晾尿布。这对一个尚未成婚的男子来说,真是多了一件辛苦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家寄送,只好一直背到陕北。由于他的精心照料和抚养,这孩子虽然瘦成一把骨头,但终于活下来了,成为最年轻的“长征人”。

 

 

还有许许多多兴国的英雄儿女,牺牲在长征路上。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师长钟元洪,被淹没在茫茫草地。模范师政委谢远崧,在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役中阵亡。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梁焕财,牺牲在大渡河畔。原江西军区特务团团长邓岷山,牺牲在会理城下。原江西军区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庭,长征中随军做民运工作,留在贵州打游击,牺牲在贵州水城县郊大水湾。据不完全统计,兴国籍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47人,用他们的鲜血和不屈的精神,铺设了长征的胜利道路。

 

 

 

 

 

 

 

 

 

 

 

 

 

 

 

 

 

 

 

 

 

 

 

第十章

地方游击斗争和地下党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和

兴国人民的反抗

 

一、兴国失陷后反动势力的疯狂报复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19341014午后1时,国民党军周浑元第8纵队从泰和方向侵占兴国县城,14架飞机轰炸兴国县城和坝南、洪门一带,兴国失陷。

国民党占领兴国县城后,四处构筑城防工事,在全县建立了堡垒324个,碉堡 74座,哨所 500余个,圩寨1个。国民党县长谢寿如和国民党军驻兴国79师政训处长刘元治、6师政训处长孙丙炎在兴国组建了“清乡委员会”“保安总队”“清剿委员会”“复兴委员会”“铲共委员会”“没收委员会”“铲共团”“暗杀团”“别动队”“义勇队”“守望队”“自新队”“善后委员会”“还乡团”等一系列反动组织,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白色恐怖笼罩着兴国,兴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敌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叫嚣要把苏区的树木砍光,房屋烧光,人要换种。敌人用挖心、剥皮、抽筋、破肚、打地雷公、踩杠子、火烫、灌辣椒水、挖眼睛、割鼻子、穿耳朵、斩手脚、沉潭活埋等极为残忍的手段,肆意屠杀苏区人民,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均村区坪源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曾世芹被割掉耳朵

 

 

 

后,又被斩断手脚,再被活埋而死;九山乡被敌人杀死39名干部群众,抓走26人,革命家庭被逼交“自新费”、“洗党费”,为此而卖儿卖女者达49人;崇贤黄金寨仅400户人家,被国民党军纵火烧毁300余家。1935年正月初九,国民党“暗杀团”在稠村、古茂、黄岗、社富逮捕了一批革命者,有的被挖眼睛、割耳朵,有的被斩断手脚,有的被五马分尸。1935215,兴国县国民党保安队伙同国民党79师、6师的部分兵力,从县城出动,进入鼎龙、城岗、白石、枫边、石印、崇贤、齐分、大龙、方太、宝石等地,日夜“清剿”,逢山便烧,遇屋便拆,见人就捉。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山林田地遭到空前破坏,村庄变为瓦砾,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95910月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在兴国调查革命历史时的一个不完全统计,红军北上后全县革命干部和群众家庭遭受摧残的情况如下:

被杀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全劳力减少7490人,半劳力减少4579人;荒芜田地26105亩;烧毁房屋1641栋;抢走稻谷23508担、耕牛7274头、猪9274头、衣服53048件、被帐15682床、食油201052斤、农具98425件、银洋132.9万元。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建立联保办事处,采用“联保”“连户”“清查户口”等措施,“五户联坐”“十家联保”,将全县47个乡进行保甲编组,并设立9个区,以便加紧控制和镇压人民,妄图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他们还制定“剿共公约”“保安守则”“公民条例”,规定“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革命群众都被扣上“共匪”“土匪”的帽子。他们强迫群众集体“自新”,交纳“自新费”“赎身费”,领取“良民证”,计口购粮购盐。人民群众失去了一切自由。地主夺土地、抢房屋、加田租、逼老债,许多农民因交不起租还不起债,被迫逃亡他乡。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同样进行严重的摧残。苏

 

 

 

区的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和俱乐部被全部捣毁,办起了他们的所谓“保学”,以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来“洗”革命群众的“脑筋”。国民党江西省民政厅长吕咸来兴国途经吉安,与吉安专员王有兰共同策划《兴国善后办法大体原则》时说:“(一)招抚流亡;(二)组织民众;(三)实施教化。民众以兴国为匪宣传最烈之模范县,其人民匪化程度必深,必须施以教化,改换其思想,然后方能实施政治之效也。”吕咸视察兴国后撰文说:“兴国全境已收复城区,有一、二、四、九等 4区之一部分,三、五、六、七、八等 5区有股匪窜据……一区即城区户口清查一次,共编九保。二、三两区正在编组。民众不知保甲为何?亦无保甲常识,地方青年儿童等匪化较深,只知有苏维埃,不知有中华民国,只知公历1934年,不知有民国23年……决定在城乡设民众学校四所……”

二、兴国人民的不屈反抗

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兴国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红军北上后,徐达志、谢名仁率领由苏维埃政府干部改编成的游击部队,在兴国北部山区公略、万泰、兴国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坚持游击战争。并奉中共江西省委指示,成立中共公万兴特委,领导这几个县的群众开展斗争。徐达志在战斗中牺牲后,胡海接任特委书记。胡海被俘后,谢名仁继任特委书记。19353月,谢名仁率公万兴特委与转战到兴国崇贤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会合,讨论决定率部分路向北转移,渡过赣江,穿越井冈山地区,往湖南追赶主力红军。谢名仁率领游击队偷越敌人老营盘封锁线时,因涉水时“哗啦哗啦”的声音惊动了碉堡里的敌人,被敌人四面包围,谢名仁不幸被俘,关在竹坝国民党军法处临时监狱。他鼓励狱中难友:“宁做刀下鬼,不当负义人。”要大家挺直腰杆做英雄。刚被俘时,组织上试图营救,发动群众凑钱联名“保”他出来,由于叛徒出卖了他的真实身份,努力未能成功。敌人将他作为“重要政治犯”押往省会南昌,和方志敏等

 

 

 

人关在一起。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毫无效果。1935年端阳节后的第4天,谢名仁和胡海、娄梦侠一起,被敌人杀害。目睹他们从容走上刑场,方志敏在他的狱中笔记中记载:“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红军长征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留在于都南部山区坚持斗争。由于游击队弹药奇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他去制造炸弹。王孚善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后,到禾丰区利用原省苏政府兵工厂组织生产。可是当时物资紧缺,找不到钢铁和白硝。王孚善和工人一起想办法,研制了一种“坛子地雷”。即用酒坛或泡菜坛子做外壳,内盛做鞭炮用的土硝,威力也很大。于是他们恢复了一座原来废弃的窑,烧制了大量的坛子,熬好土硝,源源不断地装配地雷。11月底,项英到兵工厂检查,试爆了几个坛子地雷,效果很好。遂在禾丰、利村、黄龙等地路口上,埋设地雷,炸死炸伤大批入侵苏区的敌人。中央分局在禾丰一带坚持了近半年时间。1935年初,中央分局授命王孚善组建“兴龙寻安革命委员会”,挺进粤赣边界的兴宁、龙川、寻乌、会昌等县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19352月中旬,王孚善率400多人的挺进营突破封锁线,打到粤赣分界的分水坳,遭遇粤军第4师重兵围困,王孚善在突围中牺牲。

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是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之一。红军北上后,他匆匆赶往各县,布置将苏区的党政干部改编成游击队,上山打游击。19353月,中共中央分局在于都南部仁凤山区部署9路突围,第1路就是李才莲率领独立7团,从会昌方向穿越敌人封锁线,任务是打到闽赣苏区或博生县以北,去恢复根据地。李才莲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会昌封锁线,转移到汀瑞边。由于闽赣军区已率部队向闽南转移,未能与他们会师,遂转移到瑞金西部,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及瑞金县委的游击队会师,在铜钵山区坚持斗争。国民党军发现铜钵山区的游击队后,出动3个师的兵力,包围了铜钵山区,并采取“移民并村”的手段,将山区的群众赶到平原,组织地方豪绅为首的反动武

 

 

 

装,严密监视群众,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企图冻死饿死游击队。李才莲与赖昌祚等干部在丝毛坪开会研究,决定突出敌围,转移到大柏地一带开辟新区。19355月,李才莲在率部突围途中,遭到叛徒暗杀,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曾先后担任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世斌,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率领游击队在信(信丰)康(南康)赣(赣县)边坚持游击斗争。19352月,广东军阀第24师“进剿”信康赣游击区,钟世斌率部与敌人血战77夜,终因敌众我寡,未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在信丰金鸡野猪窝不幸被俘。钟世斌被俘后,被囚禁在吉安市监狱,敌人严刑拷打,他只承认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敌人查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只好将他押送回兴国县处置。钟世斌知道自己担任过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押回兴国,一定会暴露身份。在押送途中,他奋身脱逃,并踏上去湖南追赶主力红军的征途。不幸遇上叛徒,落入土豪劣绅“还乡团”的魔掌,惨遭杀害。

少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马前托孤”的女英雄李美群,在狱中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一天,李美群被传去“审讯”,敌人先问了她的籍贯、姓名、年龄之后,接着问:“你在共产党内担任什么工作?”“推翻欺压工农的反动政府,打倒吮吸穷人血汗的官僚地主。”李美群铿锵有力的回答使敌人气急败坏,拍着桌子,气势汹汹叫着“老实点,谁叫你说这些!”李美群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大声道:“我一向是老实的,做了什么说什么,我干的工作就是这些!”敌人只好改变态度:“唔,我再问你,共产党留下多少人?有哪些领导人,在什么地方下落?上级领导人又是谁?”“就一个人,在你面前,他就是我,我就是领导。”李美群镇定自若。“呔!”敌人又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站起来大声吼叫:“不怕死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要是怕死,就不革命。你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知道这里是地狱。”

红军长征后,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政府主席杨道明,率

 

 

 

部在闽赣山区坚持斗争。当时钟循仁兼任闽赣省军区政委,领导约1个师的地方红军,在敌人重兵包围下,部队天天作战,伤亡较大。19355月初,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转移到闽南德化、仙游、永泰一带的戴云山区。这时,军区一些领导干部思想动摇,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军区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人密谋叛变,并企图拉拢钟循仁和杨道明参加,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他们连夜把部队拉到人烟罕至的紫山,准备召开会议整风。几个叛徒晚上偷偷集合部队,下山投降,并引敌人上山捕捉钟循仁、杨道明等省委、省苏干部。钟循仁和杨道明组织干部奋勇抵抗。他们拚杀了几天后,俩人终于突出重围。无奈敌人不断追捕,又和组织失去联系,口音不对,难以在当地开展工作,只好隐身在永泰县大山深处的寺庙里,削发为僧,终生不再出山。

1936年,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中央苏区。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镇压人民,一边散布“红军已被消灭完了”“朱毛不存在了”等等谣言,企图以此削弱革命人民的信心,但是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并没有丧失信心,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毛主席和红军一定会回来。兴国人民对敌人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均村乡坪源村鹅形曾屋群众曾与国民党的乡丁展开搏斗,打得乡丁们头破血流。石板丘沈屋群众也曾成群结队地拥到保长家跟保长算帐,吓得保长狼狈逃跑。城冈凌世性因缴不起屠宰税,被联保处的两个保丁掀翻了屠案,抢走了猪肉。这一下激起了他们无比的愤怒和强烈的反抗,拿起秤砣、板凳打得保丁狼狈而逃。在抗税斗争之后,凌世煌、凌世性、凌世槐等人经常借赶圩聚集之机,串联了刘钱枢、杨瑞生、凌世龙、凌世标、王洪基和乡丁许先坛、杨家卢等人结拜“十兄弟”。1937120,他们在回龙村上凌陈凌世楠家喝鸡血酒,秘密成立“中国红军独立团”。凌世煌为团长,王洪基为军师(参谋长),并拟定计划:先收缴城冈和第七、第八联保的枪支,再收缴良村、鼎龙、枫边、莲塘、古龙冈等地的反动武装。他们一边对群众进行反抗的宣传教育,一边准备暴动。 1937年2月22,暴动获得成功,

 

 

 

缴获枪支60多支,子弹两担。他们将枪弹连夜埋藏在西岭狗屎脑石岩内,暴动人员作了疏散和隐蔽。

 

 

第二节    兴国地区的游击战争

 

一、曾山领导的红军独立24团在兴国开展游击斗争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中央政治局留下项英、陈毅、梁柏台、贺昌等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还留下红24师,坚持苏区的游击斗争。

长征前夕,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江西军区的领导成员作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代理书记曾山,组织部长刘逑贤,宣传部长钟平,秘书长谢唯俊。省委监委书记谢玉钦,少共省委书记钟效培,少共省委组织部长李美群。省苏政府工作人员有:省苏主席刘启耀,副主席徐达志、吴家俊、胡海,土地部长胡海(兼),副部长黄发桂(女),工农检察部长吴家俊(兼),妇女部长谢玉钦(兼),副部长邓石香,政治保卫局长娄梦侠,裁判部长江善忠。江西军区工作人员有:司令员李锡凡,参谋长薛子正,政治部主任黄知潮等等。主力红军突围长征后不久,成立了江西省军政委员会,曾山任主席。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也从七里村撤退至宁都北部的小布、安福山区。与此同时,军政委员会还对全省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宜黄、洛口县地方武装组成独立第1团;将永丰、公略、龙冈的地方武装组成独立第2团;兴国、万泰地方武装组成独立第3团,后又将胜利县、兴国县边界地方武装组成独立第4团。其余各县的地方武装,自行组建独立营或游击队。1026,曾山在宁都西甲村召开了党员干部会,研究行动策略问题。会议决定,首先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北上,然后向东固集结,以东固为中心据点,坚持游击

 

 

 

战争。

因受中央分局领导人项英对局势错误估计和分析的影响,当时领导人认为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不久即可回转中央苏区,届时红军游击队即可在内线配合,消灭深入苏区的敌军。因而没有作长期战斗的打算和部署,只是集中弱小的地方武装力量去抵抗进攻苏区的强大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10月底,曾山率部在永丰县上溪穿越封锁线时,政治部主任黄知潮负伤。曾山立即整顿部队,将非战斗人员资遣回家,只带着江西独立24团及1个特务连、1个独立营和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1200多人向兴国方向突围。部队经永丰龙冈、兴国南坑、良村、城冈、鼎龙石源,翻过方山岭到方太,再到齐分大龙。

同年11月,曾山的部队到达吉安桥头冈。这时,公略、万泰和兴国的独立营和党政机关也分别来到桥头冈。三县的机关部队汇合后,由曾山主持成立了中共公万兴特委,并成立了公万兴游击司令部,领导三县的游击战争。11月下旬,曾山的部队在麻子冈整顿补充后编成三个团。

19352月下旬